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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地下的七日(第1/2页)
1937年12月14日—12月20日，南京城南米店地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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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沉默
黑暗是有味道的。
林征——周水生——在黑暗中醒来时，第一个确认这件事。不是纯粹的黑，而是混杂着米仓陈年谷物霉味、血腥、汗臭和地下潮湿泥土气息的、粘稠得化不开的黑暗。眼睛睁着和闭着没有区别，只有听觉和嗅觉变得异常敏锐。
他听见身边有呼吸声。
五个人的呼吸，深浅不一。
最轻的是那个小女孩，偶尔在梦里抽泣，立刻被母亲捂住嘴。最重的是老郑，带着枪伤的老人，每一次呼吸都像拉扯风箱，发出细微的嘶嘶声。
林征试着动左腿。
疼痛像电流般窜遍全身，他咬住嘴唇才没叫出来。伤口在发烫，是感染的前兆。他摸到昨天老郑给他包扎的布条，已经湿透了——不是血，是脓。
必须换药。
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醒了？”
老郑的声音在黑暗里响起，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嗯。”林征轻声回应。
“伤口化脓了。”
不是问句，是陈述。
“您怎么……”
“闻出来的。”老郑说，“我处理过太多伤口，化脓的味道忘不了。”
悉悉索索的声音。
老郑在摸什么东西。
然后是划火柴的声音。
很轻，很小心。
一簇微弱的火光亮起，照亮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摊开——里面是几样简陋的医疗用品：半卷绷带，一小瓶白酒，一把生锈的小刀，几片干枯的草药。
“会疼。”老郑说。
“我知道。”
火柴熄灭。
黑暗中，林征感觉到老郑的手按在他的腿上，然后是冰冷的刀锋。
“咬着。”一块破布塞进他嘴里。
接着是剧痛——刀尖划开化脓的伤口，挤出脓液。林征全身肌肉绷紧，牙齿深深陷进布里。
然后是火辣——白酒倒在伤口上。
最后是冰凉——草药敷上，用新绷带包扎。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
老郑的手很稳，动作很快，像一个熟练的战地医生。
“谢谢。”林征吐出布，声音在颤抖。
“不用谢。”老郑重新靠回米袋，“能活下来再说谢谢。”
火柴再次划亮。
这次不是为了处理伤口，而是为了清点物资。
地下室很小，不到十平米。三面是墙，一面堆着米袋，大约二十袋。角落里放着两个木桶，一个装水，一个当马桶。水桶边有几件东西：半袋干饼，一坛咸菜，一罐猪油，还有几根蜡烛。
“水够喝七天。”老郑指着水桶，“干粮省着吃，能撑十天。蜡烛五根，非必要不点。”
他顿了顿，环视黑暗中的人影：
“从今天起，每天只吃一顿。上午十点，我会分食物。大小便都在桶里，每天半夜我处理。有意见吗？”
没人说话。
“那好。”老郑吹灭火柴，“现在，保持安静。听外面的声音。”
黑暗重新降临。
这一次，他们清晰地听见了：
枪声，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过。
惨叫，有时候近得仿佛就在隔壁。
火焰燃烧的噼啪声，空气中飘来焦糊味。
还有……日语喊叫声，军靴踏地的声音，狗吠声。
南京城在燃烧。
在流血。
在死亡。
而他们躲在地下，像老鼠，像蟑螂，像所有见不得光的生物。
“妈妈……我饿……”
小女孩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嘘——”母亲立刻捂住她的嘴。
但已经晚了。
地下室里的所有人都听见了。
“给她吃。”老郑说。
黑暗中，有人窸窸窣窣地摸索，然后是小口咀嚼的声音。
很轻，很克制。
像是在偷吃。
“都吃吧。”老郑又说，“今天是第一天，吃饱点。明天开始减量。”
这一次，没有人犹豫。
林征也摸到一块干饼，硬得像石头，就着水，小口小口地啃。
饼很糙，刮得喉咙疼。
但他吃得很认真。
因为每一口，都是活下去的机会。
吃完后，黑暗重新变得沉默。
只有呼吸声，和外面永不停歇的死亡之声。
第二天：数字
“三十七个。”
中年男人——他叫李有田，是个木匠——在黑暗中突然开口。
“什么？”老郑问。
“从昨天上午到现在，我数到的枪声。”李有田的声音很平静，“零散的，不算连发。平均一小时三到四枪。”
“那意味着什么？”年轻女人问。她叫陈秀娥，是隔壁布店老板的女儿，全家都死了，只有她躲进棺材铺后院。
“意味着……”李有田顿了顿，“意味着这条街上，至少死了三十七个人。”
所有人都沉默了。
一街之隔。
三十七条人命。
可能包括他们的邻居，他们的熟人，他们昨天早上还打过招呼的人。
而现在，都死了。
“不止。”老张——那个六十多岁的老裁缝——开口，“我听见女人的尖叫，九次。每次都很快停止。”
九次。
九个女人。
发生了什么，不言而喻。
“我听见孩子的哭声，三次。”老郑说，“都很快就没声了。”
三次。
三个孩子。
可能和小女孩差不多大。
林征感到胃里一阵翻涌。
他想吐，但忍住了。
因为吐出来，就浪费了食物。
“别数了。”陈秀娥的声音带着哭腔，“别数了……我受不了……”
“必须数。”老郑说，“必须记住。如果我们活下来，要把这些数字告诉别人。要让全世界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们死了呢？”李有田问。
“那这些数字，就和我们一起烂在地下。”老郑说，“但至少，我们数过。我们记得。”
数过。
记得。
这就是他们在黑暗里唯一能做的事。
林征也开始数。
他数枪声。
数惨叫。
数火焰燃烧的时间。
数每一次狗吠后，必然跟着的日语喊叫和……有时是狂笑，有时是哭喊。
他数到麻木。
数到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声音，哪些是幻听。
数到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数字——三十八？三十九？还是四十？
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还活着。
还在呼吸。
还在数。
这就够了。
第三天：名字
“我叫张小妹。”
小女孩在黑暗中突然说。
她七岁，声音稚嫩，带着一点点南京口音。
“我爹叫张富贵，是拉洋车的。我娘叫王翠花，在纱厂做工。我们家住在中华门西街三十六号。”
她说得很慢，很清晰。
像是在背诵。
“小妹……”母亲想阻止她。
“让她说。”老郑说。
“我们家门口有棵槐树，夏天开白花，很香。我爹每天拉车回来，都会在树下歇脚，喝一碗凉茶。我娘晚上做针线活，油灯的光从窗户透出来，黄黄的，暖暖的。”
小女孩继续说：
“我喜欢吃李记的桂花糕，甜甜的，软软的。隔壁王爷爷会吹笛子，傍晚的时候吹，声音很好听。对面陈奶奶养了一只大黄猫，胖乎乎的，我经常逗它玩。”
她一个个说下去：
李记糕饼店的老板，爱笑，脸上有麻子。
王爷爷的儿子在北平读书，每年过年才回来。
陈奶奶的儿子当兵去了，三年没消息。
街口卖糖葫芦的老刘，嗓门很大，一吆喝整条街都听得见。
豆腐坊的孙寡妇，手艺好，做的豆腐又嫩又滑。
她说了一条街的人。
那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
“昨天……”小女孩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昨天我听见李老板在喊……喊救命……然后就没声了。王爷爷的笛子……再也没响过。陈奶奶的猫……在叫，叫得很惨……”
她说不下去了。
开始抽泣。
母亲紧紧抱住她。
黑暗里，有人也在哭。
是陈秀娥。
“我家布店……就在这条街东头。”她哽咽着说，“我爹，我娘，我弟弟……都在店里。鬼子来的时候，我爹让我从后门跑……我跑了……我听见他们在后面喊……让我快跑……别回头……”
她放声大哭。
哭声在狭窄的地下室里回荡，像受伤的动物在哀嚎。
这一次，没有人阻止她。
因为每个人都想哭。
哭那些死去的人。
哭这座死去的城。
哭自己还活着，却什么也做不了。
“记下他们的名字。”老郑说，“都记下。张小妹，你接着说。还有谁？”
小女孩擦了擦眼泪，继续说。
她说得很慢，很认真。
每说一个名字，黑暗里就多一分沉重。
张富贵，王翠花，李老板，王爷爷，陈奶奶，老刘，孙寡妇……
一个个名字。
一个个曾经活过的人。
林征听着，记着。
不是用笔。
是用心。
他要把这些名字都记住。
如果他能活下来。
他一定要写下来。
让全世界知道，在南京，有这样一些人，曾经活过。
然后，在1937年12月，死了。
第四天：感染
林征开始发烧。
伤口感染了，体温迅速升高。他感到浑身发冷，即使裹着破棉被，依然在发抖。额头烫得能煎鸡蛋，意识开始模糊。
“他不行了。”李有田说。
“还有救。”老郑的声音。
然后是冰凉的东西敷在额头上——是浸了水的布。
“白酒还有多少？”老郑问。
“半瓶。”
“全用上。”
又是刀割的剧痛，又是火烧的灼热。
林征在昏迷和清醒之间徘徊。
他梦见了很多东西：
梦见张二狗死在北大营的月光下。
梦见李振良说“会赢的”。
梦见赵铁山砍了八个鬼子。
梦见陈树生说“我是中国人”。
梦见王石头抱着弟弟死在洪水里。
梦见周文彬让女儿好好读书。
梦见***说出自己的名字。
梦见徐国强微笑。
梦见沈默喊“常德还在”。
梦见陈阿福望着星空。
梦见王小栓说“天亮了”。
然后，他梦见自己。
不是周水生。
是林征。
那个二十四岁的研究生，坐在明亮的图书馆里，写着这些人的故事。
“醒醒。”老郑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我……还活着？”林征声音嘶哑。
“暂时。”老郑说，“但如果你再发烧一天，就不好说了。”
“那……怎么办？”
“听天由命。”老郑说，“或者，赌一把。”
“赌什么？”
“赌外面有药。”老郑说，“我知道街上有间中药铺，老板是我老友。如果铺子没烧，如果药柜没砸，或许能找到消炎的草药。”
“您要去？”林征震惊。
“我去。”老郑说，“你这条命，是我救的。要死，也得我同意。”
“可是……”
“没有可是。”老郑站起来，“老张，小李，你们守好这里。如果我天亮前没回来，就当我死了。别出来找我。”
“郑掌柜！”陈秀娥喊。
“闭嘴。”老郑说，“我六十七了，活够了。你们还年轻，得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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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移开地道口的石板，钻了进去。
黑暗重新降临。
这一次，黑暗格外沉重。
因为少了一个人。
少了一个在绝境中依然冷静、依然坚定、依然愿意救人的老人。
时间过得很慢。
每一分钟都像一个世纪。
林征在发烧中煎熬，听着外面的声音：
枪声依然零星。
惨叫依然断续。
火焰依然在烧。
但这一次，他还听到了别的声音：
老鼠在墙角窸窸窣窣。
水珠从墙壁渗下，滴答，滴答。
还有……自己的心跳，虚弱，但还在跳。
他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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