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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铎捻须沉吟：“这法子不错，可没有先例啊！”
这位掌管天下钱粮的尚书，最见不得任何打破规矩的事。
“不妥不妥！”温祥卿也摇了摇头，“让百姓做工匠？简直荒谬！我大明以户籍定万民，匠籍世袭，农籍耕田，军籍戍边，各司其职已成定制！”
“若开此先例，百姓随意流动，岂不乱了现有成法？”
此言一出，文官们顿时炸开了锅，反对声浪如同涨潮的海水，几乎要将李骜淹没。
李骜一听这话，顿时也来了脾气。
大明朝的户籍制度，恰似一副沉重的镣铐，将万千子民牢牢禁锢在既定轨道上。
这一制度脱胎于元朝“诸色户计”，却在朱元璋手中被打磨得更为严苛细密。
当户部黄册在洪武十四年颁行天下，每个大明子民便如同一颗被钉死的棋子，终身不得挪位。
民户被绑在土地上，春种秋收的轮回里，既要上缴六成以上的赋税，又要轮流承担修筑城墙、疏浚河道等繁重徭役。
江南的老农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在田垄间弯腰，即便遇到灾荒之年，也不得离乡讨饭——路引制度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胆敢擅自离开户籍地百里，便会被当作流民抓回，轻则杖责，重则充军。
军户的境遇更为悲惨。平日里在卫所屯田自给，战时则要自备兵器钱粮出征。
洪武年间的辽东卫所，士兵们既要抵御鞑靼侵扰，又要开垦盐碱地，许多人冻饿而死，尸骸就随意抛在城墙根下。
军户子弟从出生起，便注定要重复父辈的命运，哪怕是天生残疾，也要在卫所充当马夫杂役。
最苦的当属匠户。他们被编入工部匠籍后，如同被关进金丝笼的鸟儿。
景德镇的瓷窑前，匠人们昼夜轮班，稍有懈怠便会被皮鞭抽打；京城的宫墙下，木匠、石匠们被铁链锁着劳作，若烧制的砖瓦不合规格，不仅本人要受刑，连家族三代都要受牵连。
永乐年间修筑紫禁城时，上万匠户因劳累过度而死，鲜血渗入地基，铸就了这座宏伟宫殿的阴森底色。
这种世袭制度将社会阶层彻底固化。
读书人凭借科举特权，手持路引便可游历天下，与达官显贵把酒言欢；商贾虽无政治地位，却能通过捐纳获得特权，与士绅阶层勾连。
而农工阶层，哪怕有经天纬地之才，也只能困守原籍。
福建沿海的能工巧匠，空有造船技艺，却因匠籍身份无法参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江南的织布能手，只能在官营作坊里重复单调劳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艺无法改进创新。
老朱推行这一制度，源于他对“秩序”近乎偏执的追求。
这位从乞丐登上皇位的帝王，深知底层民众的力量，更害怕重蹈元末农民起义的覆辙。
在他的构想中，将百姓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如同齿轮般精确运转，就能确保大明江山永固。
然而他不曾想到，这种僵化的制度，反而扼杀了社会的活力。
当西方世界开始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大明的子民却在户籍的枷锁下，失去了探索与创新的勇气。
更讽刺的是，这套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逐渐沦为权贵盘剥的工具。
地方官吏与豪绅勾结，将原本应承担的赋税徭役转嫁给普通民户；军户屯田被军官侵占，士兵沦为农奴；匠户们的精湛技艺，也因缺乏竞争而日渐衰落。
所谓的“千秋万世”，最终不过是建立在百姓血泪之上的空中楼阁，为大明朝的衰落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而李骜此刻提出开设工厂让农户做工，表面上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实则是对户籍制度的挑战。
当第一座工厂的烟囱升起浓烟，或许就能推开这扇紧闭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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