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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让百姓变得富足呢？”
此话一出，李骜与单安仁不约而同地露出了笑容。
虽然老朱陛下只说了这一句话，但至少证明他对“藏富于民”并不抵触，甚至可以说已经认可了这离经叛道的思想。
单安仁当机立断地给出了答案:“重商!”
老朱听后却皱眉不语。
所谓重商，看似是让百姓通过贸易互通有无、积累财富的良策，实则是要撼动延续千年的统治根基。
在农耕文明主导的大明，土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
朱元璋立国后推行休养生息，鼓励垦荒，将流民重新固着于土地，正是看中农业生产对恢复国力的关键作用。
此时若放任百姓弃农从商，不仅粮食产量锐减，更可能引发人口流动失控，动摇“编户齐民”的统治基础。
重农抑商能成为历朝铁律，根源在于商业天然的流动性与封建统治的稳定性存在根本冲突。
商人逐利而居，打破地域界限，这与朝廷通过户籍、里甲制度禁锢人口的需求背道而驰。
更关键的是，商业利润的分配机制极易催生新的财富阶层，威胁到传统贵族与士绅的利益格局。
大明的商业命脉早已被盘根错节的权贵集团垄断。
盐铁专营、漕运贸易等暴利行业，背后站着世袭勋爵、外戚宗亲，甚至是皇室藩王。
他们通过特权掌控货源、操纵物价，将商业变成权力寻租的工具。
若贸然推行民间重商政策，无异于虎口夺食。
那些把持着地方经济命脉的豪强大族，或是朝中勋贵的姻亲，或是藩王的门客，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政策变动都可能引发朝堂震动，甚至威胁到皇室内部的权力平衡这重重利益纠葛之下，“重商”二字远非一纸政令就能轻易撬动。
似乎是看出了老朱心中的顾虑，单安仁低声说道：“陛下，我大明的财富总共也就那么些，此多彼寡，此乃天理。”
“老臣以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财富的多寡，而在于这些财富究竟被作用何处。”
“陛下，江南织造局每年进贡的云锦，一匹便抵寻常农户十年口粮；而山西晋商窖藏的白银，能堆砌出十座应天府城墙。这些财富若能流转民间，何愁河工缺饷、边塞无粮？”
老尚书喉结剧烈滚动，想起去年巡视河南时，饿殍遍野的灾民与朱门内彻夜不息的歌舞形成的刺目反差。
“商贾豪绅以漕运之便私囤粮食，待灾年哄抬物价；勋贵藩王圈占良田千顷，却任其荒芜长草。财富聚于少数人之手，不过是奢靡攀比的筹码，于国于民皆是虚耗。”
单安仁闭上眼，将那些朱门酒肉的奢靡场景与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叠合，字字句句砸向老朱。
“若能将财富引向实业，以水泥筑路、以工坊安民，让百姓手中有钱、心中有盼，区区赋税又何愁不充盈国库？”
别说老朱了，李祺此刻都听得头皮发麻。
你娘咧，谁说俺是愤青？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尚书，他才是真正的正直愤青啊！
什么话都敢说，什么词儿都敢往外蹦！
不服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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