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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大姐在燕王府安好，自有燕王照拂，轮不到你这时候跑去添乱。”李骜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带着几分训斥，“你当这是在南京城逛秦淮河？咱们现在是在军前！”
“北平是燕王封地没错，但咱们是奉旨北伐的大军，军务在前，私情在后。别说只是探望姐姐，便是燕王亲自派人来请，我也不会挪半步。”
他站起身，走到帐门口，望着外面巡逻的亲兵，声音沉了下来：“增寿，你记住，从咱们穿上这身亲卫铠甲起，就不能再只想着自家那点私事。”
“常茂他们在庆州拼命，咱们在后方就得稳住阵脚，这才是眼下最该做的事。等拿下金山，平定了纳哈出，别说去北平见你姐姐，便是回京摆酒庆功，我都替你请功。但现在，谁也别想坏了军纪。”
因为不好解释，所以李骜只能上纲上线，将问题扯到军纪上面。
他没法跟徐增寿明说自己对燕王的忌惮，更不能提及那些关于“靖难”的史实，这些理由既说不出口，也难以让人信服。
反正他现在是三军主帅，以军纪为由头再合适不过——大军出征，严禁私离驻地本就是铁律，拿这个说事，既站得住脚，又能堵住所有辩解的余地。
自当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言行给麾下将士立规矩，警示诸将无论身份高低，都得把军务放在首位，不得因私废公。
这样一来，既避免了不必要的解释，又借机强化了军纪，可谓一举两得，谁也挑不出错处。
徐增寿被说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终于低下头，拱手道：“属下知错了，大将军说得对，是属下糊涂了，不该在这时候提这事儿。”
李骜见他认错，语气缓和了些：“知道错就好。你们俩留下，帮我把各营的粮草清点册再核对一遍，常茂那边奇袭，粮草接济不能出半点差错。”
“是！”两人齐声应道，先前的懈怠一扫而空，拿起案上的册子仔细核对起来。
帐外的风依旧刮着，李骜望着地图上庆州的位置，眼神凝重。
他知道，越是这种时候，越要谨小慎微，不仅要防着敌人，更要防着自己人出乱子。
军心不能散，军纪不能乱，更不能出任何纰漏，给某些人在背后捅刀子的机会，这才是打赢这场仗的根本。
最简单的例子，李骜要是这时候去了燕王府，与燕王朱棣私下会面，一旦被李善长那老狐狸得知，以他惯于揣摩上意、精于构陷排挤的性子，必然会抓住这点大做文章。
他不会管会面内容是私交还是军务，只会在奏折里刻意强调“主帅与藩王暗通款曲”、“军前私会，恐有勾连”，字字句句都往“结党营私”、“意图不轨”上引，甚至可能添油加醋，编造出“密商军务、罔顾圣命”之类的罪名，将一桩小事渲染成动摇国本的隐患。
到时候闹到了老朱陛下面前，这位皇帝陛下的心思更是难测。
老朱一生最忌藩王与朝臣、将领私交过密，尤其在大军出征的敏感时期，任何私下往来都可能触动他对“兵权旁落”、“藩王坐大”的警惕。
即便他信任李骜的忠诚，也难免会心生疑虑——为何偏偏在北伐关键时私会燕王？
是军中事务需要藩王干涉，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盘算？
一旦疑虑生根，即便不立刻降罪，也会对李骜的信任打折扣，甚至可能派锦衣卫暗中查探，掣肘前线军务。
届时别说专心打仗，能否保住帅位都未可知。这种因小节授人以柄、干扰全局的事，李骜绝不会做。
至于那些姻亲往来、私情交际，等北伐功成之后，有的是时间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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