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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部尚书李原名首先出列，躬身道：“陛下，臣以为，辽东既已归入版图，当如云南一般，设立布政使司，分置州府县衙，派遣流官治理，推行大明律法，编户齐民，如此方能长治久安。”
他话音刚落，立刻有武将反驳：“李尚书此言差矣！辽东汉夷杂居，蒙古、女真诸部环伺，且地处苦寒，百姓习性与中原迥异。流官初至，未必能服众，若强行推行州府制度，恐生民变。”
随即有人也附和道：“云南多山地，尚有农耕之基，辽东则以游牧、渔猎为主，编户齐民难以推行。依臣之见，不如效仿贵州，设立指挥使司，由军方统筹管理，择其部落首领授以官职，令其世袭，朝廷只需掌控兵权，安抚为主，征讨为辅。”
“此言不妥！”又有文臣站出，“若全由军方管理，日久必生骄兵悍将，恐成尾大不掉之势。且不治民政，何谈归化？长此以往，辽东仍是化外之地！”
群臣争论不休，有的主张“文治”，强调中原制度的正统性——认为只有全面推行州县制、派遣流官、编户齐民，才能让辽东真正融入大明，让“王化”深入边陲，否则便是“有疆无治”，与未平定无异。
他们引经据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认为辽东既已归降，便该与内地一体看待，用儒家礼法教化民众，用赋税制度巩固统治，如此方能彰显大明的正统地位。
有的坚持“武统”，看重边疆的稳定与实效——反驳说辽东与内地不同，汉夷杂居，部落林立，且常年战乱，民风尚武，流官既不熟悉当地习俗，又无兵力震慑，贸然推行文治只会引发叛乱。
他们主张以军事管制为核心，设立都司卫所，以将领镇守，将归降的部落编入军户，让其“以战养守”，既省去内地转运粮草的负担，又能借其之力防备蒙古、女真，待数十年后民心安定，再逐步推行文治不迟。
还有人提议“折中”，在汉人聚居区设州县，如辽阳、沈阳等地，沿用中原制度，派流官管理民政；在蒙古、女真部落聚居的草原、山林地带，则设立羁縻卫所，任命其首领为卫指挥使、千户，许其世袭，只需向朝廷纳贡、出兵助战，日常事务由其自主管理。
如此“汉地用汉法，夷地从夷俗”，既能彰显朝廷的统治，又能避免强行同化引发的动荡，算是取两派之长的权宜之计。
各方各执一词，引经据典，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始终难有定论——文臣们担心武统会让边疆成为“国中之国”，武将们则怕文治会束缚手脚、埋下祸根，而折中派又被两边指责“立场不坚定”“治标不治本”。
朱元璋端坐龙椅，静静听着，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
他想起徐达从前的奏报，说辽东“土旷人稀，部落林立，虽有城池，多为废墟”；也记得李文忠提过，纳哈出部众“不习农耕，只知放牧，若强征赋税，必起叛乱”。
良久，他抬手示意群臣安静，沉声道：“辽东与云南、贵州不同，它北接蒙古，东连女真，是北疆屏障，重中之重在于防务。若设布政使司，流官难以镇抚；若全托于部落首领，又恐其反复。”
他顿了顿，目光坚定：“朕意已决，仿洪武四年定辽都司之制，设立辽东都指挥使司，统辖诸卫所，总领军政要务！”
这正是明朝治理辽东的传统政策——以军管为主，民政附属于军政。
朱元璋继续道：“择有功将领镇守，下设卫、所，以军屯养兵，既保防务，又促生产。对于归降的蒙古部众，编入卫所，授其首领为千户、百户，许其世袭，但需受都司节制。女真诸部，遣使招抚，设立羁縻卫所，令其纳贡，勿使生乱。”
他看向兵部侍郎：“如此，军务有保障，部落有约束，军屯可自给，无需过多依赖内地粮草，方能守得住，管得好。”
群臣闻言，皆躬身应道：“陛下圣明！”
定下治理之策，朱元璋开始部署人事：“传令辽东，颍国公傅友德，老成持重，熟悉边务，着暂留辽东，统领辽东都司，主持防务与安置事宜，务必安抚好归降部众，稳固边防。”
朱元璋又道：“征虏大将军李骜，居功至伟，着率有功将士，及纳哈出、观童等北元王公贵族班师回朝。朕要亲自为他们庆功，论功行赏！”
“陛下圣明！”群臣再次齐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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