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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广孝放下棋子，神色变得郑重起来，缓缓开口：“侯爷既问到了，属下便直言。”
“洗耳恭听。”李骜执棋的手停在半空。
“太子殿下仁厚有余，魄力不足。”姚广孝语气平静，却字字犀利，“属下在实业局见过他几次，论及民生疾苦，他悲悯有加；可谈及新政需触动的旧弊，他总想着折中调和，生怕伤了谁的颜面。这般优柔寡断，或许能做守成之君，却绝非能推动变革的雄主。属下若追随他，怕是难展抱负。”
李骜眉梢微挑。
太子标优柔寡断？
这个评价其实并不合适。
毕竟太子标可是老朱的嫡长子，自幼随侍老朱左右，耳濡目染帝王心术，骨子里其实继承着老朱那份不怒自威的狠厉。
当年处理胡惟庸余党时，他虽未亲自主持，却能在老朱盛怒之际稳住局面，暗中保全几位被牵连的忠良，那份不动声色的决断力，绝非寻常皇子可比。
只是在某些事情上面，太子标或许考虑得更加长远。
他不像老朱那般习惯于快刀斩乱麻，更倾向于用温和的方式化解矛盾——比如对待那些守旧的勋贵，他总想着徐徐图之，而非一蹴而就的清算，这并非怯懦，而是深知朝堂稳定的重要性。
而且他背后毕竟站着大批的士绅缙绅，这些人既是他未来执政的根基，也束缚着他的手脚。
朱标自幼接受儒家文化教育，“仁政”、“中庸”的理念早已刻入骨髓，让他在推行变革时难免有所顾忌。
想要让他彻底摆脱这些影响，转而支持大刀阔斧的新政，短时间内又岂会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只是跟老朱比起来，太子标才显得“宽厚仁和”。
老朱出身草莽，见惯了乱世的血雨腥风，治国向来以铁腕著称，对贪腐、叛乱的打击从不手软，动辄牵连甚广，朝堂上的官员常因一言不慎便遭重罚，那份狠厉与果决，足以让百官心惊。
而太子标自小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又常以“仁”字约束自己，处理政务时更倾向于从轻发落，遇有争议便召集群臣商议，甚至会为了庇护臣子而顶撞老朱。
这般行事，放在寻常帝王身上或许算不得格外宽厚，可跟老朱的雷霆手段一比，便显得温和了许多。
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若不是老朱的严苛在前，太子标的“仁”或许只会被视作寻常的帝王心术，而非如今这般被朝野上下一致称颂的“宽厚”。
说到底，不过是老朱的铁腕，衬得太子标这份权衡与克制，成了难得的“仁厚”罢了。
这对父子，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配合得默契无比。
姚广孝只看到了他表面的调和，却没看透那份藏在温和之下的权衡与布局。
不过李骜没有接话，而且示意姚广孝继续说。
“至于陛下，”姚广孝话锋一转，带着几分感慨，“属下早年曾在北平见过陛下，那时便知他是天命所归的雄主。可惜彼时属下人微言轻，未能及时追随，如今陛下基业已定，身边谋臣如雨，属下再想跻身其中，不过是锦上添花，难成从龙之功。刘秉忠辅佐忽必烈时，忽必烈尚未称帝，那是雪中送炭，属下已错过了那样的时机。”
刘秉忠出身官宦之家，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之后一度弃官隐居，拜虚照禅师为师，后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以布衣身份参与军政要务，当时的忽必烈可还不是蒙古大汗，只是一个蒙古宗王。
这之后刘秉忠便追随忽必烈，成为他的谋主，随军出征运筹帷幄，深得忽必烈器重，他不仅在军事上为忽必烈出谋划策，更在政治、文化层面多有建树——劝说忽必烈推崇汉文化，改蒙古旧制，定官制、立朝仪、修历法，甚至连元大都的规划设计都出自他手。
最终辅佐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登上蒙古大汗之位，进而建立元朝，成为开国元勋。
他虽始终以僧人身分侍奉左右，却被忽必烈视作“卧龙”，死后被追赠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真正实现了以布衣之身定鼎天下的传奇，成为历代谋士心中“从龙之功”的典范。
可惜，姚广孝没有赶上老朱崛起的时机，或者说他也看不上老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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