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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皇的意思是……”李骜看向老朱。
老朱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望着窗外，喃喃道：“他跟着咱快三十年了。咱还记得当年在滁州，第一次见到他，咱不过是个刚投军的小校，麾下才几十号人，连块像样的地盘都没有。他那时已是县里有名的文士，却肯放下身段来投效，说‘观将军气度，必成大事’。”
“随后咱威名日益显著，诸将前来投靠的，也是他考察他们的才能，分门别类记着谁善冲锋、谁善谋略、谁能管后勤，再一一引荐给咱，省了咱多少甄别功夫。营里诸将性子躁，常因分兵、夺功这些事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拔刀相向，也是他揣着酒壶过去，三言两语就能点透利害，把矛盾化开，让大伙儿还能拧成一股绳打仗。”
“紧接着郭子兴这老糊涂因听信流言而怀疑咱，怕咱功高盖主，先是削了咱的左副元帅之职，又把身边的亲兵调走大半，渐渐剥夺咱的兵权。他见李善长精明能干，几次三番派人去说和，许以高官厚禄，想从咱身边把李善长夺过去辅佐他儿子。李善长这家伙却坚决谢绝，说‘既已追随朱公，便不会再事二主’，硬是守在咱身边，陪着咱熬过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那时候咱就想，这人是能共生死的。”
“后来打集庆，城破之后乱兵劫掠，也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带着人挨家挨户安抚，清查粮仓赈济灾民，才让那座城没成人间炼狱。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弟兄们打了胜仗，难免失了分寸，是他站在街口，谁敢抢百姓一粒米、一块布，当场就按军法处置，连咱的亲卫犯了错，他都敢捆了来见咱。就这么硬生生把军纪扳了过来，让集庆的百姓知道，咱不是来烧杀抢掠的，是来给他们做主的。”
“这三十年，他从青丝到白发，朕从草莽到帝王，多少大风大浪都一起闯过来了……当年定都应天，百废待兴，户籍混乱、赋税不均，满朝文武都挠头，是他熬了三个月，把前朝的旧档翻了个底朝天，才拿出新的赋役制度，让朝廷有了稳定的进项。他的案头，常年堆着半人高的卷宗，常常忙到后半夜，烛火就没熄过……”
老朱的声音越来越低，那些尘封的往事像是潮水般涌来，带着硝烟的味道，也带着共渡难关的暖意。
三十年君臣，从滁州的寒微到应天的辉煌，李善长的身影早已刻进他创业的年轮里，不是说割舍就能割舍的。
话语里没有怨怼，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怅然，那些共过的患难、同过的生死，终究不是说断就能断的。
这些陈年旧事，老朱很少提及，此刻说出来，带着浓浓的怅然。
李骜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他知道，老朱不是在为李善长辩解，只是在回忆那段共患难的岁月。
“可他不该这么贪啊。”老朱话锋一转，眼神又锐利起来，“朕可以容他贪些钱财，可以容他结党营私，却不能容忍他贪权不放，更不能容他坏了新政的根基。”
李善长的“贪”，可是出了名的。
大明立国之后，李善长毫无疑问成了第一任中书省左丞相，独掌中枢大权，结果也暴露出了本性，那就是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贪慕权势！
他总想着把朝政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但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或是碍了他的眼，必欲除之而后快。
参议李饮冰、杨希圣，不过是在议事时与他意见相左，稍微冒犯了他的权威，李善长便立刻罗织罪名上奏皇上，硬生生将两人黜免流放，手段之狠，连朝堂老臣都暗自心惊。
更不必说与中丞刘基的争斗——只因在法令修订上各持己见，李善长便当众辱骂刘基，言语刻薄如刀，逼得刘基自知在朝中再难立足，只能请求告老还乡，才得以保全自身。
李善长不仅要掌权，还要让所有朝臣都依附于他。
那些年，淮西籍官员在他的庇护下横行朝堂，非淮西系的官员则处处受排挤，连徐达、常遇春这等武将都要让他三分。
他借着丞相的权柄，安插亲信、打压异己，把中书省变成了自家的后院，这哪里是贪权，分明是想做朝堂的“二主子”！
此外，李善长还居功自傲，当权势地位到了顶点，他甚至对老朱都失去了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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