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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更懂得“功高震主”四个字的分量。
看看徐达与李善长二人之间的对比就知道了。
大明立国之后,徐达从不插手政务,朝堂上的党争、户部的钱粮、吏部的任免,他一概不问,而是一门心思地扑在军事上面。
不是领命领兵去扫平北元残寇,就是镇守在北平、大同这些北疆要塞,把心思全用在了保家卫国上。
甚至当年老朱为了制衡李善长在朝堂的势力,特意下旨任用徐达为右丞相,徐达都连着三次上书拒绝,说自己是个粗人,只懂行军打仗,不懂朝堂制衡,硬是把这烫手的职位推了回去。
此外,魏国公府老徐家一向家风严正。
徐达自己布衣粗食,家里的子弟也都被教得规规矩矩,要么入军营历练,要么在家读书,从未出过什么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更没有仗着他的爵位做过任何兼并土地、贪赃枉法的勾当。
陛下赏赐的田宅,他照单全收却从不多要;朝廷给的俸禄,他一分一厘都用在正途,连老朱都挑不出半点错处。
反观李善长呢?开国之后便居功自傲,总觉得大明的江山有一半是他挣来的,在朝堂上独断专行,谁不顺着他的意,便想方设法打压排挤,把淮西系的官员牢牢攥在手里,结党营私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贪腐受贿更是家常便饭,滁州老家的田产占了半个县,府里的金银珠宝堆成了山,连老朱借着查贪腐案敲打了他李善长好几次,他都当成耳旁风,不仅毫不悔改,反而觉得陛下是在猜忌他,因此而心怀怨念,私下里抱怨陛下“鸟尽弓藏”。
更致命的是,他明知胡惟庸在暗中谋划谋逆,却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为了那虚无缥缈的“淮西王”封号,选择隐瞒不报,甚至在两边之间首鼠两端,徘徊观望,妄图不管哪方赢了,自己都能得利。
这般算计,看似精明,实则是把自己往死路上逼。
跟徐达比起来,李善长平日里自诩的老谋深算,那些算计来算计去的心思,都显得可笑无比!
徐达用“不争”保住了全家的平安,李善长却用“贪争”把自己和整个家族都推进了深渊。
论功绩,徐达丝毫不输李善长。
徐达从濠州起兵便追随陛下,鄱阳湖大战破陈友谅,平江围城灭张士诚,北伐中原驱元顺帝,亲手打下大明半壁江山,论军功堪称开国第一;李善长则在后方筹粮备饷、制定法度,为前线稳固根基,二人一文一武,皆是定鼎天下的柱石,难分高下。
论权势,徐达更是军方第一人。
他统领大明最精锐的边军,手握北疆兵权,麾下将领多是出生入死的嫡系,论军中信望无人能及;李善长虽居左丞相之位,总领百官,却也需倚仗淮西勋贵的支持,权势根基远不如徐达扎实。
论地位,二人都是开国公爵,徐达封魏国公,李善长封韩国公,皆为正一品,食邑俸禄不相上下,甚至李善长因“首功”之名,排位更在徐达之前。
可为什么徐达能深受皇帝陛下器重信任,如今仍是镇守北疆的大将军,家族荣宠不断;而李善长却落得即将满门抄斩的下场?
根本在于二人的选择。
徐达功高却不居功,手握兵权却从不结党,面对封赏屡屡退让,始终恪守臣子本分,把“君臣有别”刻进骨子里;李善长却仗着功老身份,贪权恋栈,结党营私,甚至触碰“谋逆”的红线,把陛下的容忍当成放肆的资本。
徐达选择了“敬畏”,敬畏皇权,敬畏底线,所以能在波诡云谲的朝堂上安身;李善长选择了“算计”,算计权势,算计退路,最终却算漏了帝王最不容触碰的逆鳞。
这结局,说到底,都是他李善长自己一步步选的。
每一次的贪腐,每一次的结党,每一次对谋逆的默许,都是在给自己的棺材钉上钉子,直到最后再也无法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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