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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封奏折行文风格迥异，却都将西域之争包装成关乎文化正统的大事，背后暗流涌动的，是两国贵族在大明纺织业中投入的巨额资本。
李祺听闻这些奇谈怪论，不禁哑然失笑——这背后实则是藩属国与大明商人利益交织的结果。
自倭国沦为大明罪民区，朝鲜俯首称藩以来，东海之上商船往来如织，将三国利益紧紧缠绕成密不可分的巨网。
倭国九州岛的贵族们虽背负罪民之名，却凭借精于算计的商业头脑，将家族金库中的黄金白银化作入股大明商行的股契。他们在宁波、泉州的港口设立别院，与徽商、浙商把酒言欢，共同谋划着丝绸、瓷器与茶叶的跨洋贸易。
而朝鲜李氏王族更深谙“背靠大树好乘凉”的道理，王室宗亲纷纷将私产投入大明在平壤开设的纺织工坊，甚至有王子迎娶大明商贾之女，以姻亲加固商业联盟。
藩属国协议的墨迹未干，便催生出前所未有的商贸盛景。大明商船可自由停泊釜山、长崎，倭国浪人、朝鲜书生亦能持通关文牒进入中原腹地。苏州城的绸缎庄里，常可见头戴乌纱的朝鲜使节与身着狩衣的倭国商人讨价还价；泉州港的码头上，大明水手与倭国船夫合力搬运货物，彼此夹杂着方言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随着汉化教育在两国的强力推行，汉城的书院里，学子们摇头晃脑诵读《三字经》；京都的私塾中，孩童们用毛笔临摹汉字，这种文化渗透悄然改变着两国的价值取向——当大明纺织业因棉花危机陷入困境时，他们敏锐意识到，西域的棉田与羊毛，不仅关乎大明商人的账本，更维系着自己家族的兴衰。
这场跨洋“请战”闹剧，实则是精心编排的利益共谋。朝鲜鸿胪寺卿在撰写奏折时，特意召集汉学博士反复推敲措辞，将经济诉求包装成文化大义；倭国幕府则暗中指使遣明使，用李白故里做文章，企图借大明的兵戈为自己开辟新的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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