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香料、股份与看不见的舰队（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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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香料、股份与看不见的舰队

1585-1598年，阿姆斯特丹

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新建的大厅里，回荡着一种特殊的声音——不是战争的号角，不是教堂的钟声，而是几百个男人同时说话产生的嗡嗡声，像一大群发财心切的蜜蜂。

威廉站在二楼的回廊上，俯视着下面的交易场。他已经六十五岁，背有点驼，但眼睛依然锐利。彼得站在他身边，现在已是三十多岁的成熟商人，负责威廉日益复杂的金融业务。

“看那个穿绿外套的，”威廉指着楼下一个人，“扬·彼得松·科恩，从霍恩来的。听说他去年自己筹钱派了条船去西非，用玻璃珠换黄金，回报率百分之四百。”

彼得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风险也大吧？十艘船出去，三艘能回来就不错了。”

“所以聪明人开始想新办法。”威廉从怀里掏出一份印刷粗糙的传单，“看看这个。”

传单标题是：“东印度远洋贸易联合投资倡议”。内容大致是：一群商人提议组建联合船队前往亚洲，绕过葡萄牙控制的非洲好望角航线，寻找直接通往香料群岛的路线。投资者按出资比例分享利润，风险共担。

“联合投资？”彼得接过传单，“这不就是您当年卖战争债券的变种吗？”

“更激进。”威廉的眼睛闪着光，“债券是借钱给政府，这个是直接投资商业冒险。而且规模更大——单条船不够，需要舰队；单次航行不够，需要建立贸易站、要塞、长期存在。”

楼下突然爆发一阵喧哗。一个瘦高的男人跳上木箱，挥舞着双手：“先生们！听我说！”

大厅渐渐安静。威廉认出了说话者——科内利斯·德·霍特曼，一个以脾气暴躁闻名的泽兰水手，据说去过葡萄牙的里斯本，偷看过他们的航海图。

“葡萄牙人垄断香料贸易一百年了！”霍特曼的声音像海风一样粗粝，“他们把胡椒、丁香、肉豆蔻的价格抬到天上！为什么？因为他们控制了好望角航线！”

人群中有人喊：“那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找新路线！”霍特曼拍着胸口，“北方的北海，东方的未知海域，总有一条路能绕过去！我研究了葡萄牙人的记录，也问了英格兰那些试图找西北航道的疯子——东方有路，只是还没找到！”

“需要多少钱？”另一个务实的声音问。

霍特曼咧嘴笑了，露出缺了几颗的牙：“四条船，装备精良，足够航行两年的补给，五百个人。预算……二十万荷兰盾。”

大厅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二十万盾，够买下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一整排豪宅。

威廉在楼上轻声对彼得说：“他少算了。至少三十万。”

“为什么？”

“因为要贿赂当地酋长，要应对葡萄牙人的阻挠，要准备损失一到两艘船。”威廉的商人本能全速运转，“但即使这样，如果成功，回报可能是五倍、十倍。一条装满香料的船，价值相当于……”

他在心里快速计算：一磅胡椒在亚洲值不到一盾，运到欧洲能卖八盾。丁香更夸张，三十倍利润。肉豆蔻……

“值得冒险。”他最终说。

几天后，威廉在自己的阿姆斯特丹住所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出席的有他的女婿卢卡斯，刚从安特卫普处理完家族生意回来；德弗里斯，现在主要做“国际贸易咨询”；还有几个在战争债券销售中建立起信任的商人。

“霍特曼的计划太粗糙。”威廉开门见山，“单次航行就像赌博——赢了暴富，输了全无。我们需要更可持续的模式。”

卢卡斯点头：“我在安特卫普时，听意大利银行家说过‘特许公司’的概念。英国人在尝试，给一家公司垄断某地区贸易的特权，公司发行股票，永久资本，而不是每次航行单独筹资。”

“股票？”德弗里斯皱眉，“就像债券？”

“类似，但不还本。”卢卡斯解释，“投资者成为公司部分所有者，按持股比例分享利润，也承担风险。公司可以长期规划，建立基础设施，甚至……行使某些政府职能，比如缔结条约、建立军队。”

房间里安静了。军队？条约？这超出了传统生意的范畴。

威廉慢慢地说：“就像东印度贸易……如果我们要和葡萄牙人竞争，甚至和当地人打交道，确实需要武力。但让私人公司拥有军队？”

“为什么不行？”一个年轻商人激动地说，“我们的‘海上乞丐’一开始也是私掠船，后来成了海军！如果公司能保护自己的贸易线路，政府还省了军费！”

威廉看向德弗里斯：“你怎么看？”

老走私者摸着下巴的胡茬：“我在海上跑了一辈子。说实话，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葡萄牙人在亚洲有几十个要塞，几百条船。我们需要规模。而规模需要……组织。”

会议持续到深夜。蜡烛换了三根，纸张写满了数字和图表。最终，他们达成了一个初步共识：支持探索航行，但同时开始推动建立正式的、有特权的联合贸易公司。

威廉被推举为联络人之一，负责游说荷兰省议会。理由很充分：他年纪大，有威望，在莱顿围城中证明过忠诚，在金融界有信誉，而且——卢卡斯笑着说——“您看起来最不像革命者，这让官员们放心。”

游说过程比威廉预想的复杂。

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莱顿的牧师们在讲道中警告“对财富的贪婪会腐蚀灵魂”；一些小城商人担心阿姆斯特丹会垄断贸易；甚至省议会内部也有分歧：有人主张国家应该直接控制远洋贸易，像葡萄牙那样；有人认为风险太大，不如专注于欧洲附近的稳妥生意。

威廉的策略是数据和耐心。

他委托大学里的数学家计算风险模型；请从东方回来的传教士（是的，即使在新教地区，仍有冒险的传教士）提供地理和商品信息；甚至秘密联系了几个对葡萄牙统治不满的亚洲本地商人代表，了解市场实情。

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风险分散。

“假设一百个商人各出三千盾，总额三十万。”威廉在省议会听证会上解释，“如果船队损失，每人亏三千。但如果有人独自出资三十万，一次失败就可能破产。分散投资降低了个人风险，同时聚集了足够资本做大事。”

一个议员质疑：“但如果公司权力太大，会不会变成国中之国？”

“所以需要议会的监管。”威廉早有准备，“特许状由议会颁发，规定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利润的一部分上缴国库。公司在海外代表共和国，但重大决策需向议会报告。”

“有点像……有限责任公司？”另一个懂商业的议员若有所思。

“正是。”威廉点头，“个人投资者责任有限，最多损失投资额。这鼓励更多人参与。想象一下，不仅富商，连普通市民、工匠、寡妇，都可以买一点股份，参与国家的商业扩张。”

这个愿景打动了许多人。一个让普通市民也能分享海外财富的国家项目——这听起来既爱国，又有商业前景。

1595年春天，霍特曼的船队终于出发了。四条船，二百四十九人，带着联合省议会的祝福和几十个投资者的期盼。威廉投了五千盾，不是最多的，但足够让他密切关注。

船队离港那天，威廉站在阿姆斯特丹港口的防波堤上。风很大，吹得他的外套猎猎作响。彼得站在他身边，卢卡斯和安娜也在——他们刚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小威廉。

“您觉得他们会成功吗？”安娜抱着婴儿问。

“成功有很多种。”威廉望着逐渐变小的船帆，“即使找不到新航线，他们带回的信息也值钱。即使损失惨重，我们也会知道什么不该做。”

卢卡斯笑了：“父亲，您永远这么实际。”

“实际才能持久。”威廉转身，开始往回走，“走吧，船已经出发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确保等他们回来时——如果回来——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下一步：不是单次航行，而是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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