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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的眼睛会说话，让她直接看到我此时此刻的想法，我不想否定，也不想评判，我的脑子几乎不能转动，机械地说出那些我查阅的、我思考的、我想到的蹩脚的心理常识：心理问题是普通问题；在外国普遍有心理疾病意识，在国内人们却对心理问题讳莫如深；长时间的偏执意味着什么和后果；心理医生和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中年危机和中年女性生理……我知道我说的话过于深入，近乎不敬，有些问题更不应该由我这个陌生年轻男性说给一位年长女性。但我既然说了就不能保留，我不懂那些话术，我只希望每一句话有理有据，只希望说出的话完整清晰，呈堂证供般经得起推敲，每个字都有助于最后判断。
她的表情从狰狞到隐忍、痛苦、冷漠，她忍无可忍地坐在这里，她的姿势那样无助。
但她不必坐在这里，她没有离开就说明她想听。
没有人会和她说这些，她的社交面太窄，除了医院同事就是病人，而那些病人只想对她尽情倾诉心中的压抑和委屈，她在病人面前是个善解人意且有力的白衣天使；她在同事面前则是个吃苦耐劳的单亲妈妈——她有一个各方面优秀的儿子，他经常出现在医院，孝顺，周到，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在她的社交圈，她是个有可怜经历却正在苦尽甘来的女性，就像所有隐藏在成功的男人、优秀的儿女、美满的家庭后的所有女性那样，她们只会被外人忽略。而心理上的症结是她和儿子的禁区，谁也不敢轻易启齿。
我猜她需要有人对她说这些，她果然需要，只是这个人偏偏是我，本就痛苦的事更蒙上一层屈辱，她掩饰不住眼中的怨恨，我也如坐针毡，有时结结巴巴，一条又一条，好不容易把话说到最后：
“阿姨，有个我们学校毕业的师兄，学心理学，有一阵子我妈妈担心我有心理问题请他做我的家教，我妈妈考虑事情一向周全，师兄肯定不只是个普通心理学学生……”我突然意识到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夸我妈妈，我犹豫地观察她，她仍然面无表情，我继续说重点，“我可以请他介绍一些专业的诊所或医生，正规心理医生有严格的职业守则，不会泄露病人的隐私，不会不尊重自己的病人，我们可以不告诉任何人，先去咨询，听听医生的意见。”
“我们？”她终于发出声音，她疑惑而警惕。
“对。”我点头，“我陪您去。”
她的目光有更强烈的厌恶。
“我不会告诉他。”我说，“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知道她的个性一向不太独立，喜欢有人相互依靠，喜欢有人拿主意，习惯安于现状，习惯细水流长，习惯把一句话和一个承诺当成一辈子去遵守。也许她和我一样曾有一条长街，也许那条街不像我的那么黑暗，而是从心底通向她熟悉的城市和生活，但那条街早已断裂，与世隔绝，我不知道那里有什么。我猜那里对她来说是安全的、习以为常的，她不愿走出来，也无法走出来。她只想跟她的儿子在一起，随便他带她去什么地方。
她久久没有说话。
她低着头，我的脑子一片乱，不断回忆自己说过的每一个字，有没有遗漏？有没有错误？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一切都是遗漏，一切都是错误，一个自以为是的男生和一个命运坎坷的女人谈论着由对方一手制造的难题，场面并不激烈，内心的尴尬和难堪无以复加。
我说不出话。
我不知时间过了多久，我们在同一种沉默中煎熬，她无法表态，我无法催促，我们不能讨论什么，争论什么，我们偶尔喝一口桌上的饮料，我们没有说话却口干舌燥。
我清楚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引起这次谈话，是我抛出棘手问题，是我丢出不愉快的方案，就像他说的，我只会空想，“自顾自想了个主意，把为难和后果全部丢给别人。”我应该补充更多的理由，应该细说更多的益处，可是……我不能代替她做决定，不能粗暴地否定又更加粗暴地纠正，我不是命运，就算命运也没有权力这样对待一个活生生的人。
手机声刺破了近乎窒息的空气，我和她几乎同时松了口气。
我们需要和别人说点什么，我们甚至不清楚是谁的手机，同时翻自己的包和口袋。
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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