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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时间的阳光，总是监狱里最没有温度的。
它高高地悬在头顶，把一切都照得惨白刺眼，却吝啬地不肯给任何温暖。放风场的水泥地在光线下泛着病态的青灰色，像冻僵的尸体。高墙上的铁丝网拉出无数道平行的、锐利的影子，将地面切割成一条条狭长的囚笼。
苏凌云正在洗衣房后面的排水沟旁晾晒被单——这是她主动揽下的活，因为这里相对僻静，能避开芳姐手下那些探子般的目光。湿床单在风中鼓胀，像巨大的白色帆布，遮挡了大部分视线。她借着这片临时的“屏障”，正在把何秀莲新收集的情报纸片缝进囚服内衬。
就在这时，张红霞出现在洗衣房门口。
不是一个人。她身后还跟着两个男狱警。
“0749。”张红霞的声音没有起伏，像在念一份例行报告，“带上你的东西，跟我走。”
苏凌云的手停在半空，床单的一角还在滴着水。
她没有问“去哪”，也没有问“为什么”。在监狱里，管教来提人，只有两个答案：关禁闭，或者提审。无论哪个，问都多余。
她放下床单，在囚服上擦干手，转身走向张红霞。
经过何秀莲身边时，她感觉到“哑巴”女人的手轻轻碰了一下她的手腕——那个位置，系着小雪花留下的头绳。动作很快，快到几乎察觉不到，但苏凌云读懂了：小心。
她没回头，跟着张红霞走出了洗衣房。
走廊很长，阳光从高窗斜斜地射进来，在地面投下一块块菱形的光斑。张红霞走在前面，两个男狱警走在后面，苏凌云夹在中间，像被押送的囚犯——事实上，她本来就是囚犯。
穿过三监区，穿过二监区，穿过那道平时从不开放的铁栅门。
苏凌云在这里服刑了三百六十八天，已经是第三次踏足这个区域了。这是监狱的核心地带：行政办公楼。
走廊变窄了，地面从水泥变成水磨石，墙壁从粗糙的石灰墙变成光滑的淡绿色涂料。空气中洗衣房的霉味和消毒水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冷淡的、压抑的气味——是新家具的油漆味，是档案柜里旧纸张的气息，是权力本身的味道。
张红霞在二楼最尽头的门前停下。
门是深棕色的实木门，与周围那些铁皮门截然不同。门框上钉着一块黄铜铭牌，刻着六个字：
监狱长办公室
张红霞敲门。三下，不轻不重，间隔均匀。
“进来。”门内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不高，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张红霞推开门，侧身让开：“0749带到。”
她看了苏凌云一眼，眼神复杂。那里面有警告，有同情，还有一丝苏凌云看不懂的、近乎敬畏的东西。
然后她退后一步，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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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比苏凌云之前印象里的大。
不是面积上的大——也就二十平米左右——是那种空旷带来的压迫感。宽大的办公桌，真皮转椅，靠墙一排深色文件柜，角落立着一盆绿萝。一切都整洁得近乎刻板，每样东西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
唯一与这间办公室不协调的，也是上次来没看见的，是墙上挂着的两样东西。
一样是巨大的监狱平面图。不是那种简单的示意图，是精确到每扇门、每根管线的工程图纸，用不同颜色的记号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图纸边缘已经泛黄，但被精心裱在玻璃镜框里，像一幅珍贵的艺术品。
另一样，是一张老照片。黑白，八寸，框在深色木框里。照片上是一群穿着旧式警服的人，站在一片荒地上，身后是正在施工的建筑骨架。照片下方有一行褪色的小字：
黑岩监狱奠基仪式，1985年3月17日
阎世雄就坐在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六十岁上下，两侧头发花白，似乎比之前还多了点，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皱纹不多，保养得很好。穿一身笔挺的制服，肩章上的警衔在灯光下泛着冷光。坐姿端正，脊背挺直，是那种几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的人才有的姿态。
但最让苏凌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眼睛。
不是凶恶，不是阴鸷，是一种极其平静、极其专注的审视。像手术台上的主刀医生在打量病人，像古董鉴定师在端详一件器皿。没有情绪，只有评估。
他正在看一份文件——苏凌云的档案。
封面是牛皮纸，边角已经磨损。里面夹着各种颜色的标签纸，厚厚一摞。
阎世雄抬起头，目光从档案移到苏凌云脸上。
看了几秒。
然后，他做了个让苏凌云意外的动作。
他站起身，绕过办公桌，走到饮水机旁，用纸杯接了一杯水。
不是从茶壶里倒的茶，不是精致的骨瓷杯。就是普通的、一次性纸杯，装着饮水机里流出的、微微温热的纯净水。
他把水杯放在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那显然是给来访者坐的——然后示意苏凌云：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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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凌云没有立刻坐下。
不是因为不想坐，是因为她在判断。
今天，这间办公室里的一切都太反常了。没有“坐下”的命令而是“请坐”的示意？反常中的反常。
还有那杯水。
在监狱里，水是最便宜的东西，也是最昂贵的东西。一个囚犯，永远不应该接受管教给的任何东西——这不是礼貌，是生存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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