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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的雨把青石坳的山径泡得发滑的时候，陈砚背着铺盖卷站在坳口那棵老皂角树下，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还沾着泥点。村主任老根叔攥着他的手腕，粗糙的掌纹里全是汗：“陈老师，我们这穷沟沟，之前来的三个老师最长没待过三个月，你看这学校……”
顺着老根叔指的方向望过去，半山坡的土坯房檐角挂着半串褪色的红辣椒，门框上用粉笔写的“青石小学”四个字被雨水浸得晕开了边，露出底下糊着的旧报纸。陈砚把滑落的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帆布包里的旧铜铃撞在搪瓷水杯上，叮铃一声轻响——那是他去世的父亲留给他的，三十年前，父亲也是在这所山里小学，摇着这只铜铃送了一届又一届孩子出山。
那年陈砚二十七岁，刚从师范大学毕业，放弃了城里重点中学的入职通知，揣着父亲压在箱底的旧教案回了青石坳。最初的日子比他预想的还要难：三间土坯房，一间当教室，一间当办公室，最小的那间铺着他的铺盖，晚上睡着睡着，屋顶会漏下星星点点的雨，把枕巾洇出深色的印子。最让他头疼的是班里十二个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七岁，全是复式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课桌缺腿的用石块垫着，黑板边裂了道缝，写着写着粉笔末就顺着缝往下掉。
班里最让人操心的是栓子。这孩子爹去年在外头打工摔断了腿，娘跑了，他每天既要割猪草又要照顾爹，经常踩着上课铃浑身是泥地冲进来，书本卷得像腌菜。上周陈砚留的作文《我的理想》，栓子交上来的本子上只画了个瘸腿的男人，旁边歪歪扭扭写了五个字：我想当好人。
那天放了学，陈砚跟着栓子往家走，山风把路边的野桐花吹得落了一路。走到半截就看见栓子蹲在山崖边，正把半袋自己舍不得吃的干粮往一个摔晕的老阿公手里塞——那是邻村的王阿公，上山采药踩滑了崴了脚，躺那快半个时辰了。栓子看见陈砚，挠着头嘿嘿笑：“俺爹说，看见别人遭难不能绕着走，哪怕自己兜里只有半块馍，也要分一半给人。”
陈砚忽然鼻子一酸。他之前总想着要把孩子们的成绩提上去，要让他们都考上初中高中，走出大山，可这一刻他忽然懂了父亲当年教案扉页上写的那句“育人先育心，种树先培根”是什么意思。那天晚上他在办公室点着煤油灯，把父亲的旧教案翻出来，里头夹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年轻的父亲站在老皂角树下，身边围着十几个打补丁的孩子，每个人手里都举着一朵山茶花。
他决定开一门别的学校都没有的课，就叫“星光课”。没有固定的课本，上课的地点有时候在教室里，有时候在山溪边，有时候就坐在老皂角树的树根上。第一堂课他带孩子们去清理山路上的碎石头——前几天下雨冲下来不少碎石子，经常有过路人摔跟头。十二个孩子拎着小竹筐，蹲在山径上捡了整整一下午，把路上所有尖棱的石头都移到路边的石埂下，还在最滑的那段土坡边种上了一排根系发达的马兰草。路过的挑柴阿婆直抹眼泪，往每个孩子兜里都塞了一把炒南瓜子。
“咱们读书不是只为了自己能过上好日子，”那天夕阳把孩子们的脸都染成金红色，陈砚摇了摇手里的铜铃，铃声顺着山风飘得很远，“就像咱们把路修平了，后面走这条路的人都能少摔跟头，咱们心里装着别人，自己的日子才会过得暖。”
刚开始还有家长不理解，背地里说陈砚不务正业：“我们把娃送来是要学知识考大学的，天天去捡石头帮别人家干活，那不是耽误时间吗？”陈砚也不辩解，只是隔天带着孩子们去帮栓子家割了半亩地的猪草，又给栓子爹在村头的小卖部找了个看店的轻省活；村里独居的李奶奶眼睛看不见，孩子们排着队每天放学后去给她挑水、读报纸上的故事，李奶奶逢人就夸，说这些娃比自己亲孙子还贴心。渐渐的，说闲话的人没了，每天都有家长往学校送东西，有的攥着一把刚摘的青菜，有的揣着十几个热鸡蛋，塞在陈砚手里就跑。
日子一晃过了五年。青石小学的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新的课桌椅是陈砚联系自己大学的校友捐的，屋顶再也不会漏雨了。这年秋天，班里的大丫要去县城参加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老师》，她写的“陈老师教我们，把手里的热红薯分给路边冷得发抖的乞丐，比自己吃完整的一个还要甜”，拿了全省一等奖。领奖那天大丫从县城回来，给陈砚带了个印着红花的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我以后也要当像你这样的老师”。
变故发生在一个飘着雪的冬夜。后半夜陈砚听见外头有喊声，推开门一看，山那边起了山火，风裹着浓烟往村子这边飘，村里人都慌了，忙着往山下抢东西。陈砚忽然心里一紧——下午有两个最小的娃，放学后跑到山那边的林子里去捡松果没回来！他把铜铃往怀里一塞，抄起门后的铁锹就往火海里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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