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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皇家科学院发布了《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号召科学家和教育机构更加重视面向公众的科学知识普及和科学教育。其背后的假设是，公众之所以对科学缺乏足够的支持甚至产生种种误解，是因为公众对科学的不了解，这就是科学传播的缺失模型。这个模型所代表的看法——即公众对科学不感兴趣或不支持是因为不了解——很快被证明是不正确的，或至少是很片面的。但从中所强调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则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只不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直接的、线性的，很多时候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和中介，这些中介因素或调节因素包括人们对有关科技的风险和收益的感知、信任等。此外，知识水平和态度或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总是线性的。很多经验研究表明，知识和风险感知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倒U形的，即对某一种新科技很不了解和非常了解的人，对其风险的感知，都比对科技大致有所了解的人高。
需要说明的是，文献中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结论，常常彼此出现不一致，这其中除了科技本身的类型和性质不一样，也和我们所调查的人群的特点有关系，当然也和特定社会的政治、社会、文化情景有关。所有的争议都是发生在特定而具体的社会场景中的，这是我们理解包括转基因在内的争议性科技的各种社会舆论时需要注意的。
关于转基因议题上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系，我们课题组对清华的老师和学生曾做过两轮调查，发现二者之间是有清晰的关联的。我们将受访师生根据其所属院系专业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生命科学、医学、化学系的师生，第二类是非生医类理工师生，第三类是人文和社科师生。调查发现，这三类人群对转基因相关的事实性知识水平（factual knowledge）是依次递减的；而他们对转基因的认可和支持程度，也是依次递减的，关于转基因的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关联性十分明显。值得再次提醒的是，对转基因了解程度和支持程度这样直接的正向关联性，是基于清华师生这样相对比较特殊的群体得到的结果。
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今年2月发表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子刊Human Behaviour（《人类行为研究》）上的一项研究。简而言之，根据这项研究，极端反对转基因者，是那些科学知识最少，却自认为知道的最多的人。这里所谓的“自认为知道”，指与前述“事实性知识”相对的“主观性知识”（perceived familiarity），即自己觉得对某一事物的熟悉和了解程度。这一研究结果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在新浪微博和推特上都有大量的讨论和转发。这个研究的有趣也是重要之处在于，所谓对转基因的知识，其实我们需要区分人们对转基因相关技术的实际知识和主观知识，后者本质上是一种自我感觉。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有些文献里面关于知识和态度之间关系的结论不一致，因为可能不同的研究中，对知识采用了不同的测量方法。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我国近年来围绕在转基因问题出现的舆论撕裂现象也许有一定启发：很多反转人士其实对转基因的了解是有限的，但他们可能自认为对转基因已经非常了解，并因而拒绝或者不再重视对相关科学知识或发现的学习和吸收，因此始终持有既有观点或看法而不加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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