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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祖计划北伐时，朝中许多官员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唯独徐羡之保持沉默。当有人询问他为何不开口时，徐羡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到自己已经身居高位，官职和心愿都已得到满足。而且，当时南方和东方的敌人已经平定，国土大幅扩张，只剩下一些小规模的羌族尚未平定。高祖对此念念不忘，徐羡之认为自己的意愿与高祖不同，因此不轻易参与讨论。这段对话展现了徐羡之的谦逊和深思熟虑，他不因自己的地位而盲目附和，而是基于实际情况和个人见解作出判断。
接着，刘穆之去世后，高祖任命徐羡之为吏部尚书、建威将军、丹阳尹，负责留守事务，并允许他率领二十名甲士出入。后来，徐羡之又被任命为尚书仆射，原将军和丹阳尹的职位保持不变。这显示了高祖对徐羡之的信任和重用，以及他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
在宋高祖统治的第十四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大司马府的一名军人朱兴的妻子周氏，因三岁的儿子道扶患有痫病，竟在他发病时将他活埋。这一行为被道扶的姑姑和女儿发现并举报，周氏因此被判弃市（即在闹市执行死刑，示众）。
面对这起案件，徐羡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即便是虎狼等猛兽，也懂得自然的父爱母爱之情，周氏的凶恶残忍行为确实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除了法律之外，还应该考虑更广泛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准则。如果母亲因儿子的原因而受到惩罚，那么作为儿子，他又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呢？虽然周氏依法应当受罚，但徐羡之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宽恕和同情，因此他建议将周氏流放到偏远地区，以体现法律的威严同时也兼顾人性的温情。
高祖最终采纳了徐羡之的建议。这一决定不仅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也展现了人道主义的关怀。它表明，在法律与道德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以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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