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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高俅是王安石的迷弟。
李格非却以为是贼寇所为。仁宗朝时，天下盗贼横行，遂以“盗贼重法”治之：“自嘉佑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着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注3）
虽然，神宗皇帝支持变法，王安石推行“报甲”，“盗贼比之昔时，时减七八”，但改革失败，盗贼复起，四处为祸。
有鉴于此，元佑二年五月廿一日，朝廷发布惩治强盗贼匪条例十余条，要求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
苏轼是主张强力荡寇的，熙宁七年便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称：“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
去岁知杭州，又上奏状诉告盗贼横行之起因及危害，奏请调遣厢军平寇。
显然，苏太守属于鹰派，手段强硬，这定必让盗贼们惴惴不安，干脆先下手为强。这……极有可能。
对这两种判断，王棣均不以为然。
苏轼在士林名声极佳，乃是文坛领袖，本地官僚豪绅敢下黑手？一旦震惊朝野，地头蛇又如何？不怕陷入万劫不复？
至于说盗贼，大抵是逃荒的小股流民，几无占山落草为寇者。这些“盗贼”本质上非邪恶之徒，只求温饱而已。苏轼的“荡寇”并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诉求“化寇为良”，哪至于拉了这么深的仇恨？真正的贼寇横行还得有个十几二十年。虽然，因为蝴蝶效应，某些事提前或延后了，但据目前所知，方十三仍未成大势……
呃，好吧，其实王棣便是怀疑方十三，虽然他并非李格非所言之“贼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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