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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建隆三年，每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奉赐并同。至和二年符两县各增置一员，掌阅习弓手，稽奸禁暴。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
县尉的工作比较好理解，就是负责一个县的治安和防护工作，类似于如今一个县的警察系统的主官，嗯，相当于后世的“公安局长”及“人武部长”，而且还负责士兵的训练。
另外，唐时县尉员额品秩各因县之级别而异，少至一人，多者六人，阶从八品下至从九品下不等。通常为进士入仕者初任之官，京畿县尉尤为显重，入朝可授郎官、御史等职。宋朝自太祖建隆三年始置，统辖弓手，维持治安。元丰改制，定为从九品。
宗泽以文官领了武将之职，这也是破了惯例。
王棣却晓得，这是大、小苏从中使了力之故。
他在苏轼、苏辙面前提了两次宗泽，后又领着后者去拜会过二苏，提携器重之意尽在其中。二苏当面言语考较过宗泽，皆是认同王棣眼光之犀利，自也愿意让这么个堪用之才辅佐妹夫。
县尉算是最末等的官员，再往下便是不入流的吏员了，以二苏的能量运作此事自无难度。
另外，关于王棣的授官也是一波三折。据苏轼言，初选时，官家尝言“贵为天子门生便该好生磨砺方可成才”。这“磨砺”一词用的很是微妙，实乃内有玄机，恐怕皇帝是不满的。也对，贵为状元，却授了“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这么一个云山雾罩的差遣官，这不明摆着打皇帝的脸么？
苏轼虽然语焉不详、点到即止，王棣却大致想得出此间奥要，说句大逆不道的话，无非是朝中大臣明里暗里要和皇帝争权呗。
如果要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宋代的政体，应该就是“共治”或“共理”了。“共治”（共理）并不是新词，最早见于《尚书》，是舜帝开创的范式：“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在宋人的政治言说中，“共治”、“共理”之说也不鲜见，如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又有御史说：“夫士大夫，天子所与共理者也。”作为一种政体的“共治”，涵义很明确，意即天下非君主一家私有，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国家。
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到了宋代，当士大夫向君主提出“共治”的诉求时，已经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当成治理天下的主体，而不是辅政的帝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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