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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义和团虽败，而其精神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这种根植于民间的反帝精神，如同一颗火种，在黑暗中燃烧，为后来的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近百年来，一些公知和别有用心的人对太平天国与义和团的抹黑从未停止：除了胡乱篡改历史，还斥其为“邪教暴乱”，或讽其“盲目排外”，却选择性遗忘了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反抗源于压迫。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农民因“天地会”抗租遭血腥镇压，人均土地不足1.5亩，赋税却比清初暴涨30倍；义和团兴起的直隶地区，教堂侵占田产达200万亩，传教士甚至私设公堂、草菅人命。当官府成为列强的帮凶，当法律沦为剥削的工具，手无寸铁的百姓除了“揭竿而起”，尚有何路可走？
其二，进步藏于局限。太平天国的“圣库制度”虽空想，却首次实践了“平均分配”的社会理想；义和团的“灭洋”虽盲目，却凝聚了民族觉醒的最初呐喊。这些局限，恰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的历史阶梯——没有太平天国对清廷的重创，就没有后来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没有义和团对列强的震慑，就没有“人民战争”思想的萌芽。
这两场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的命运，永远掌握在人民手中。太平天国让清廷见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迫使后来的洋务派不得不“师夷长技”以自救；义和团让列强明白“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放弃了殖民统治的妄想。更重要的是，它们为教员提供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既要发动群众打破旧世界，又要以先进理论避免历史周期律——这正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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