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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的时候，没摆官架子，就带了个老仆包兴，坐了辆半旧的马车，车帘上还打了个补丁。到了县衙门口，门房瞅他穿着素色的官袍，不像个大官，还问了句“您是来递状子的？”直到包兴拿出官印文书，门房才慌里慌张地跪下来赔罪。
包拯没怪罪。他本就不是爱讲排场的人。早年考中进士，本可以留在京城，可他心疼年迈的父母，辞了官，回家侍亲，一待就是十年。直到父母过世，守孝期满，才重新出来做官，先在扬州做了个小官，后又调任天长县令。他总说，官是为百姓当的，离百姓远了，官就做歪了。
到任头一个月，包拯没急着升堂，倒是带着包兴，换了身布衣，往乡下跑。有时蹲在田埂上，看老农犁地，听他们说今年的收成；有时坐在村口的老茶馆里，听村民聊家长里短，谁家婆媳闹矛盾，谁家地界起争执，他都记在心里。
他发现，天长县不算富，可也不算穷，就是民间的纠纷不少。有的是因为田界不清，吵了几代人；有的是因为丢了鸡鸭，怀疑邻居，闹得鸡飞狗跳。以往的县令要么懒得管，要么收了好处就偏着一方，久而久之，老百姓有了委屈，宁愿自己扛着，也不愿去县衙——怕官官相护，怕花钱打点，更怕赢了官司输了钱。
包拯心里憋着股劲。他在县衙门口贴了张告示：“凡有冤情，不论贫富，皆可来告。无需打点，无需人情，本县自会公断。”
告示贴出去头几天，没人来。老百姓都看着呢，怕这新来的县令也是说说而已。直到有个卖豆腐的老汉，丢了一板刚做的豆腐，实在气不过，揣着块碎豆腐就冲进了县衙。包拯升堂，没让他跪，还让包兴给倒了碗热水，细细问了经过，最后顺着豆腐上的豆渣，找到了偷豆腐的邻村小孩，不仅让小孩家赔了豆腐钱，还让小孩给老汉道了歉。
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老百姓才慢慢信了：这位包县令，是真打算为大伙儿办事。
所以王小二往县城跑的时候，心里虽慌，却也揣着点盼头。他跑到县衙门口时，日头刚过晌午，雨停了，天边扯出道淡淡的虹。县衙的鼓就放在大门外，漆皮掉了不少，他攥着拳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咚咚咚”擂了起来。
“何人击鼓？”门房跑出来，见是个泥猴似的农民，倒没怠慢，引着他往里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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