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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汴京的疡医，按《证类本草》记载，用麻黄叶配伍苦参，治“顽固性湿疹”，十愈八九，感叹：“陶公记叶之功，不仅补内服之缺，更开外用之途，真乃慧眼。”
对于“久服令人虚”，宋代医者更细化为“凡用麻黄，中病即止，最多三剂，虚人忌用”。《太平圣惠方》中收录“麻黄汤”时，特意注明：“服后汗出病减，即停，勿过服，恐如《别录》所言‘令人虚’。”有个武将，患“风寒痹痛”，连服麻黄汤五日，渐觉乏力，医官按“中病即止”之戒，改用人参汤善后，方得复原。
第八章：金元医家辩，叶茎各有司
金代正大年间，河间学派的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对麻黄叶与茎的区别提出新见：“茎主发汗解表，其性烈，如冲锋之将；叶主解肌缓表，其性柔，如后卫之卒，《别录》言叶‘解肌’，正合此意。”
他治“外感轻症”，常用麻黄叶配葛根，说：“解肌者，解散肌表之邪，不似茎之开腠理，故无过汗之虞。”有个书生，外感后微恶风、轻咳，完素用麻黄叶汤，一剂即愈，书生叹：“早知有此柔和之药，何必怕麻黄之烈？”
李东垣则从“脾胃论”出发，强调“久服令人虚”的深意：“麻黄发汗，必耗脾胃之气，久服则中气下陷，故《别录》示戒。”他治“风寒表实兼脾虚”，用麻黄汤时必加白术、茯苓，说：“此为‘防虚于未然’，合陶公之意。”有个农夫，患伤寒无汗，兼纳差便溏，东垣用麻黄加术汤，汗出病愈，脾胃未伤，感叹：“东垣之法，补《别录》之戒于用药中，妙哉！”
朱丹溪则偏爱麻黄叶外用，他在《本草衍义补遗》中记：“叶煮水外洗，治‘风疹、疥癣’，比茎更稳，无内耗之弊，《别录》‘消赤黑斑毒’之言，外用更验。”有个女子，面生“黄褐斑”，丹溪用麻黄叶配白芷煮水洗面，三月后斑淡，说：“叶性缓，外用不伤气血，恰合‘久服致虚’之戒。”
第九章：明时汇众说，产地验药效
明万历六年，蕲州本草堂的油灯下，李时珍正对着《名医别录》与各地《本草》校勘麻黄条目。他发现，自陶弘景后，历代医家对麻黄产地的记载渐趋一致：“晋地（今山西）、河东（今陕西）者佳，陇西（今甘肃）次之，江南者最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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