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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苓散”便是此时定型的名方，由泽泻、猪苓、茯苓、白术、桂枝组成，治“太阳蓄水证”（外感后水肿）。陈师文在方解中写道：“泽泻为君，利水渗湿；猪苓为臣，助其利水；白术为佐，健脾制水——此配伍深得民间‘水肿消’‘湿气跑’之妙。”
有个赶考的举子，在途中淋雨，得了“蓄水证”，小便不利，口渴欲饮，饮后即吐。驿站的医师给了他五苓散，服后不到半日，小便通畅，渴感消失。举子在游记里写道：“此方真如歌谣所言，泽泻猪苓同发力，水湿自去，妙不可言。”
南宋的朱丹溪，在治疗“痰湿肥胖”时，对泽泻配白术情有独钟。他有个患者，体重过百斤，动则气喘，大便黏滞。丹溪用泽泻三钱、白术五钱，加半夏、陈皮，制成“泽术汤”。患者连服三月，体重减轻十斤，精神也好了许多。他在《格致余论》中说：“白术健脾如筑堤，泽泻利水如疏渠，一堵一疏，湿无留地。”
此时的民间，歌谣又添了新内容：“五苓散，有泽猪，太阳蓄水不用愁；泽术汤，加二陈，痰湿胖子变轻人。”这些朗朗上口的句子，让官修药典里的方子，重新回到了市井百姓的口中，完成了“实践-文献-实践”的循环。
第七回 明清验案 配伍出新
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为泽泻、猪苓、白术的配伍写了长长的注文。他收集了近百个医案，其中一个格外典型：“荆楚一妇人，产后水肿，用泽泻配猪苓，肿消后虚羸，加白术，十日而愈。”他感慨：“民间歌谣，看似粗浅，实则藏着配伍的真机。”
清代的叶天士，在治疗“湿温病”时，将泽泻配猪苓、白术的思路发扬光大。有个书生，暮春时节患湿温，高热不退，胸闷腹胀，舌苔厚腻。叶天士用“三仁汤”加减，其中泽泻、猪苓利水，白术健脾，配合杏仁、白蔻仁宣上畅中。书生服了三剂，热退胀消，能重新读书了。
他的弟子问：“为何不用单用泽泻？”叶天士指着窗外的雨：“湿温如梅雨季，光排水不行，得同时松土（健脾）、开窗（宣肺），泽泻配白术，就是松土排水，缺一不可。”这段对话被记入《临证指南医案》，成了后世治疗湿温病的圭臬。
此时的泽上村，已发展成药材集散地。每年谷雨，药农们会举办“配伍节”，用泽泻、猪苓、白术摆成“水纹阵”，孩子们围着阵脚唱古老的歌谣，药商们则在阵外洽谈生意。有个山西药商，第一次参加配伍节，听着歌谣就懂了用药诀窍：“泽泻是将，猪苓是先锋，白术是后盾，三者同心，湿邪自退。”
清代的《本草备要》里，泽泻条下特意注明：“与猪苓配伍，治急水；与白术配伍，治慢湿，皆本民间经验，验之不爽。”这些文字，像给古老的歌谣盖了印章，让口传的智慧有了典籍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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