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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士的身体结构同样充满张力。他的双肩与头部几乎等高，颈部肌肉隆起如铁铸，双臂肘关节后屈呈钝角，双手五指深深陷入膝盖的肌肉中，仿佛正以全身之力支撑着上方的石碑。考古人员发现，力士的背部并未完全写实，而是通过线条的疏密变化营造出“佝偻”的视觉效果，这种“以形写神”的手法，将负重者的动态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更精妙的是，工匠在力士的腹部雕刻了一个圆形肚兜，兜面上阴刻联珠纹边框，内部填充卷草纹，这种源自波斯的装饰纹样，与党项族的游牧文化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铭文的雕刻工艺同样值得深究。西夏文三行共15字，采用阴刻技法，笔画纤细如发丝，却又刚劲有力。考古人员通过显微镜观察发现，工匠在刻字前先用朱砂在石面书写底稿，再沿笔迹凿刻，这种“书丹上石”的传统技法，在西夏时期仍被沿用。背部的汉文“砌垒匠高世昌”虽仅6字，却透露了重要信息——“砌垒匠”表明高世昌的身份是石匠，而“高”姓在西夏多为汉族姓氏，这印证了文献中“西夏工匠多来自中原”的记载。
三、考古地层中的文明对话：支座揭示的西夏社会
石雕力士志文支座的出土，为研究西夏社会提供了多维度的实物证据。同一遗址出土的琉璃鸱吻、迦陵频伽脊饰等建筑构件，与支座共同构建起西夏陵的物质文化体系——鸱吻的兽头鱼尾造型融合了中原龙文化与佛教摩羯鱼形象，迦陵频伽的人面鸟身则源自印度佛教艺术，而力士支座的突厥石人元素，又彰显着草原文化的底色。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在西夏陵的建筑布局中同样显着：月城、陵城的轴线对称源自中原，陵塔的佛塔形制体现佛教影响，而陪葬墓中出土的鎏金铜牛，则反映了党项族从游牧向农耕的转型。
支座的铭文内容更是耐人寻味。西夏文“小虫旷负”可译为“微小的虫类背负着重担”，这种自谦的表述与汉文“砌垒匠高世昌”形成互文，暗示着工匠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在西夏社会，工匠地位低下，文献中鲜有记载，但高世昌的名字却通过石刻流传千年，这或许与西夏晚期重视手工业有关——《天盛律令》中明确规定，工匠若技艺精湛可获得官爵，高世昌很可能因参与帝陵建造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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