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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贝器通高21厘米，盖径31厘米，底径24.5厘米，由两鼓重叠焊铸而成。上鼓器盖以活扣连接，下鼓焊铸底与4头卧牛足，胴腰间有4个绳纹耳。器盖中央立9厘米铜柱，柱身盘绕双蛇，柱顶立咆哮猛虎。柱右侧绑缚三名裸体男子，推测为祭品，周围环绕主持祭祀的女贵族、肩舆随从、行刑者及猪犬等动物，场景布局严谨，细节逼真。
上鼓胴部刻11只顺时针飞翔的犀鸟，腰部有4幅“狩猎”连环画，从“策马逐鹿”到“背兽凯旋”；足部为猛兽逐兔等动物争斗场景。下鼓胴部是7只飞翔的凤，腰部刻虎牛相斗等动植物，足部为12只同向行走的雉鸡，其中一只被蛇咬住颈部。
（二）象征符号的深度解码
四头卧牛足象征财富与生命力，逆时针环列呼应铜鼓太阳纹，暗含对太阳神的崇拜。场景中人物服饰与石寨山武士俑一致，鎏金骑士形象或为墓主写照，战马与骑士的威仪将狩猎升华为对英雄主义的礼赞。
三、考古发现：解码古滇文明的多棱镜
（一）社会结构的实证标本
1号墓作为Ⅰ级大墓，随葬品数量与规格远超同期墓葬，印证古滇国严格的阶级制度。贮贝器与铜鼓、海贝的组合，暗示墓主兼具军事与宗教双重身份，揭示古滇国“政教合一”的政治形态。河泊所遗址“益州太守章”封泥，表明汉代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治理，古滇国逐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
（二）宗教仪式的鲜活见证
器盖祭祀场景再现古滇国“祈年”仪式。《华阳国志》记载滇人“俗好巫鬼，每岁春祭，以牛为牲”，贮贝器出土位置与功能暗示其在祭祀中“通神”的使命。四牛造型与李家山“剽牛祭祀扣饰”一致，反映古滇国以牺牲献祭祈求丰收的习俗，既是对神灵的敬畏，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
（三）技术交流的实物见证
贮贝器工艺融合中原范铸法与地方特色，分体铸造技术与河南淅川楚墓青铜器同源，动物纹饰写实风格与北方草原艺术对话。石寨山出土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其工艺或源自印度河流域文明，印证古滇国作为“东方十字路口”的文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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