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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题材更是丰富多彩。除佛教经典外，还有《论语》残卷、地契、户籍等社会文书。如唐开元年间的《敦煌县差科簿》，详细记录了当地百姓的赋役情况，其中“白丁王狗子，年二十一，课户见输”等记载，为研究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非佛教文献的发现，打破了“敦煌经卷皆佛经”的固有认知，展现了古代敦煌的多元文化生态。
三、考古发现：藏经洞外的徽州守护印记
敦煌藏经洞的考古发现已广为人知，但安徽博物院藏经卷的“徽州旅程”同样值得玩味。1935年，许承尧在屯溪发现经卷时，它们被装在一个破旧的樟木箱中，箱底刻有“贞观二年造”字样（后经鉴定为宋代仿刻）。箱内还有一张民国初年的纸条，记载经卷由“甘省敦煌县沙州卫守备王君”转售给徽商程氏。
这一发现揭示了经卷流转的关键环节：清末民初，敦煌当地官员和百姓曾将部分经卷作为“土特产”出售，其中一部分通过徽商的贸易网络传入徽州。徽商程氏作为盐商巨贾，既有财力收购文物，又受徽州“崇文重教”传统影响，注重文化收藏。抗日战争期间，程氏后人因避战乱将经卷转售，最终为许承尧所得。
与其他地区收藏的敦煌经卷相比，安徽博物院藏品具有鲜明的“徽州特色”。北京国家图书馆藏经卷多为官方收购，上海博物馆藏品侧重艺术价值，而安徽藏品则体现了民间收藏与地域文化的结合。例如，《维摩诘经》卷首的徽州刻工补刻题记，记录了明代徽州工匠对经卷的修复过程，这种“异地修复”现象在敦煌经卷中极为罕见。
四、多维价值：经卷中的文明对话密码
宗教史价值方面，这些经卷为研究隋唐佛教提供了实物证据。《大般涅盘经》中“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记载，与天台宗“一念三千”的理论相互印证；《药师经》的梵文音译词汇，反映了中印佛教文化的交流。更特别的是，经卷中出现的“摩尼教残片”（后经鉴定为佛教伪经），暗示了唐代敦煌地区宗教多元共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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