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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虎最终定 “两步诏谕计划”：第一步 “定权限范围”（与耶律楚材、李衡、那拉珠尔商议，明确 “便宜行事” 含哪些事、召虎卫需哪些凭证）；第二步 “制诏谕文书”（用蒙汉双语书写，加盖元廷玉玺，配 “便宜行事令牌” 与 “虎卫调援符”）。他对下属道：“三日内完成筹备，三月廿八，在白虎殿正式诏谕李衡 —— 要让李衡带着权、带着后盾去草原，更要让诸王知道，李衡的背后，是元廷的全部力量。”
萧虎赐李衡的 “便宜行事权”，非 “无限之权”，而是基于元代 “边疆实务官授权规范” 的 “有限临机权”—— 既明确 “可做什么”（实务处置、纠纷调解、临时调援），也划定 “不可做什么”（不得更改量天尺标准、不得私增赋税、不得滥杀部民），既贴合草原实务需求，又符合元代 “集权下的分权” 治理逻辑。
耶律楚材为李衡详解 “便宜行事权” 的元代传统：“大元治边疆，官员权限分‘常权’与‘特权’—— 常权是‘按章办事’（如丈量、烙印），特权便是‘便宜行事’（如临机处置纠纷、调援）。” 他举例：“至元四十年，江南行省平章政事不忽木，因‘浙西水患’获便宜权，可‘先开仓放粮、后奏报中都’，救民数十万；今日李大人的便宜权，是‘实务处置 + 军事调援’，比不忽木的权限更全，因草原比江南更复杂。” 李衡躬身道：“臣懂，此权是为治草原，非为个人。”
萧虎与李衡商定 “实务便宜权” 三方面：一是 “草场纠纷处置”—— 遇部落因草场争执，李衡可 “先查传统边界（由草原吏员指认）、再按量天尺核算，当场定归属，事后补报中都”；二是 “补贴标准微调”—— 若部落因 “草场贫瘠” 交超限马后缺粮，可 “临时提高补贴一成，从附近驿站调粮，无需等中都批复”；三是 “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调整”—— 若某队协作效率低，可 “临时调换人员，优先保障丈量进度”。萧虎强调：“实务权，是为了‘不卡壳’，但核心标准（量天尺、印记）不能改 —— 改了，元廷的规矩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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