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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件解密到第 37 行时，出现了一组特殊的校验码。陈恒立即找出 1963 年的《国际加密互认协议》，第 19 页的 “校验码生成表” 显示，该序列由 “年份后两位 + 设备型号” 构成，与函件中 “65+W-37” 的组合完全匹配，其中 “W-37” 正是 1962 年我方援助的加密机型号。“他们还在用我们 1962 年送的设备。” 周工的烟袋锅在桌上轻磕，“这台机器的加密模块，当年还是我亲手校准的。”
争议出现在对第 7 组密钥的解读上，年轻技术员认为异国标准可能存在差异。陈恒却翻开 1962 年的互认测试记录，1962 年 11 月 19 日的第 37 组数据显示，中阿双方的密钥偏差仅 0.01%，远低于国际通用的 0.1% 阈值。“1963 年我们更新算法时，特意保留了 1962 年的核心模块。” 他让小马用 1963 年的解密机测试，函件在第 19 秒时完全显形，与 1963 年测试记录的解密时间分毫不差，“机器认得出同源的加密逻辑”。
午后的阳光斜照在函件上，陈恒发现加密页边缘有细微的齿痕，与 1962 年我方加密机的送纸轮痕迹完全一致。他翻出 1962 年的设备验收单，第 37 台 “W-37” 型加密机的送纸轮磨损参数，与函件齿痕的测量结果误差≤0.01 毫米，“是同一批机器的‘指纹’”。
三、心理博弈：技术信任的跨国验证
验收组有人担心函件加密存在陷阱，建议用全新算法重新解密。陈恒没说话，只是将 1962 年的互认协议摊开：第 37 条明确规定 “双方使用共同密钥时，保留 19 组基础校验位”，而函件的第 19 组校验位恰好与协议附件的示例吻合。“1963 年他们来学习时，反复核对过这 19 组校验位。” 他指着协议上的钢笔批注，阿尔巴尼亚工程师的签名旁，我方人员标注的 “37 次验证通过” 仍清晰可见。
周工想起 1963 年的争议：当时有人反对共享第 19 套密钥，认为可能存在安全风险。但 37 次攻防测试显示，该密钥的抗破译强度达 19 级，远超国际通用的 12 级标准。“现在看来，当年的坚持是对的。” 他对比函件与 1963 年的加密电报，两者在关键信息段的加密密度完全相同，都是每厘米 37 个字符，“技术的互信比语言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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