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笔趣]ibiqu. v i p 一秒记住！
《四库全书》的编纂，首先面临的是图书来源问题。乾隆帝采取“官府征集+民间献书”双轨制，规定“各省督抚须将所辖地区的古今图书，无论刻本、抄本，悉数购访，汇送京师”，同时承诺“献书多者，朕必加恩奖赏；书中有忌讳者，亦不加罪”（《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七）。
为鼓励献书，清廷推出多项激励措施：献书500种以上者，奖《古今图书集成》一部；献书100种以上者，奖御制诗一首及“书香世业”匾额。江南藏书家响应最为积极，如宁波范氏天一阁献书638种，杭州鲍氏知不足斋献书250余种，获得朝廷嘉奖。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征集到的图书已达3.5万余种，远超预期。
图书征集的背后，是严厉的思想审查。乾隆帝密谕各省督抚：“凡书中有诋毁本朝、违碍圣贤之义者，须一律查出，或删改，或抽毁，或全毁。”（《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审查标准极为严苛，凡涉及反清思想、民族矛盾、华夷之辨的内容，均在禁毁之列。据统计，整个纂修期间，全毁书籍2400余种，抽毁书籍400余种，销毁书版50余种，“其数量几乎与《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相当”（《清代禁书总述》）。
最具代表性的是对钱谦益、屈大均等人着作的禁毁。钱谦益因“仕明又仕清”，其《初学集》《有学集》被斥为“荒诞悖谬”，下令“全行销毁”；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因有反清言论，不仅书籍被毁，连其文集的刊刻者、收藏者也遭株连。这种“寓禁于征”的做法，造成文化典籍的重大损失。
《四库全书》的编纂，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一次系统梳理。其分类遵循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但又根据时代发展加以调整，形成更为精密的分类体系。
i 𝐁i 𝑸u.v i 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