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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六年（1751年）正月，一支绵延数十里的皇家仪仗自京师出发，沿运河南下。龙旗招展中，四十岁的乾隆帝端坐于龙舟之上，望着两岸跪迎的百姓，神色威严。这是他第一次南巡，拉开了清代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巨的帝王出巡序幕。
江南地区自明清易代以来，始终是清廷重视的区域。这里既是财赋重地，“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岁入粮赋占天下三分之一”（《清史稿·食货志》），又是反清思想的温床，明末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留下深刻民族创伤，钱谦益、吕留良等文人的遗民情怀从未断绝。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意在“消弭反侧，安定人心”，乾隆帝延续此举，也有几分“超越圣祖、彰显盛世”的考量。
在谕旨中，乾隆帝将南巡目的归结为四点：“察民情吏治，阅河工海防，奠安民生，联络士心。”（《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八十三）协办大学士阿克敦私下对人言：“上（乾隆帝）慕江南风物久矣，常以未睹西湖、太湖为憾。”（《啸亭杂录》卷一）这种个人情怀与政治目的交织，使得南巡既庄重又奢华，既严肃又浪漫。
乾隆南巡的规制，远超历史上任何帝王出巡。每次南巡前一年，清廷便成立“南巡事务处”，由亲王、大学士总领，统筹安排沿途食宿、交通、护卫等事宜。据《南巡盛典》记载，首次南巡动用马六千余匹、船五百余艘、役夫近三万人，沿途搭建行宫三十余座，仅苏州一处的行宫便“费银二十万两，饰以金玉，穷极奢华”。
龙舟是南巡的标志。乾隆帝乘坐的“安福舻”长三十六丈、宽三丈六尺，分上下三层，上层为寝宫与书房，中层为议事厅，下层为侍从居所，“舟身饰以龙凤，帆绘日月，行则两岸列纤夫三千人，鸣锣击鼓，声势震天”（《清稗类钞·巡幸类》）。随行人员包括后妃、皇子、王公大臣、侍卫等近两千人，每日消耗“肉千斤、米百石、果菜数十担”，饮食皆由京师特供，“虽江南鲜品，非上所习者不进”。
沿途百姓需提前数月“清道、净水、设香案”，凡龙舟经过之处，十里内居民均需跪迎，“违者以大不敬论”。为博帝王欢心，地方官竞相献媚：扬州盐商在瘦西湖畔搭建“白塔”，一夜之间用盐堆成，洁白如玉；苏州织造在虎丘造“万松亭”，移栽数千株松树，缀以彩灯，“夜如白昼，松涛与丝竹相和”（《扬州画舫录》卷一）。这种极致铺张，让首次南巡便耗资白银二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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