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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权在清代历史上极为罕见。康熙、雍正两朝均强调“分权制衡”，而和珅却打破了这一传统，形成“内外官员皆出其门”的局面。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曾观察到：“和珅先生是中国事实上的国王，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和珅深知“孤则易折”，掌权后迅速构建起以自己为核心的利益集团。他的结党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联姻，将女儿嫁给康熙帝之曾孙永鋆，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最宠爱的十公主固伦和孝公主，与皇室结成“亲上加亲”的关系；二是提拔亲信，将弟弟和琳由笔帖式一路提拔至四川总督，心腹福长安任户部尚书，苏凌阿任两江总督；三是网罗门生，通过科举、荐举等途径，让大批官员依附于己，“凡会试中试者，若不拜和珅门下，虽有才亦难获重用”（《清史稿·选举志》）。
这个权力网络遍布中央与地方。在中央，军机大臣福长安（傅恒之子）、吏部尚书苏凌阿、户部侍郎刘国泰等皆为其党羽；在地方，山东巡抚国泰、浙江巡抚王亶望、陕甘总督勒尔谨等皆与其勾结。他们形成“利益共同体”：和珅为其提供庇护，他们则向和珅行贿纳贡，“每岁馈献，多者至数十万两”（《清稗类钞·贪污类》）。
和珅党羽之间相互包庇，形成严密的腐败网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御史钱沣弹劾山东巡抚国泰贪赃枉法，和珅虽为主审官，却百般包庇，“欲以查无实据结案”，最终在刘墉、钱沣的坚持下，国泰才被绳之以法，但和珅仍设法保全了其党羽（《清史稿·钱沣传》）。这种“官官相护”让和珅集团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撼动，即使乾隆帝有所察觉，也因“用其才”而未深究。
和珅的贪腐规模在历史上空前的，。他的敛财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受贿，官员晋升、调任均需向其行贿，“督抚藩臬缺出，必索贿数万金”；二是侵吞，利用管理户部、内务府的便利，将公款直接划入私囊，“皇庄岁入，十之五六入其家”；三是经商，开设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垄断京城金融，“凡绸缎、茶叶、瓷器等贸易，皆有其股份”；四是勒索，以“办差”“捐输”为名，强迫盐商、行商“献纳”，仅扬州盐商每年“孝敬”便达百万两（《和珅犯罪全案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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