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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老论商道：以预果之智，谋通变之利
“王老谈农事，其实和商道相通。我早年在塞北贩茶，见洪武年间‘开中制’（明朝鼓励商人运输粮食到边疆换取盐引的制度）刚刚推行，就知道‘官府需要边疆粮食，商人需要盐引’是必然结果，于是在山西设庄收购粟米。当时有人笑我‘放着江南茶叶的厚利不取，反而囤积北方糙粮’，却不知‘需卦’说‘云在天上聚集，象征等待’——粮食和盐，就像云和雨，最终必定相互接济。到永乐元年，边军缺粮，朝廷急需征购粟米换盐，我家囤积的粟米价格涨了十倍，这就是‘提前谋划三日，便能富贵十年’。
“反观宣德年间，我的一位同行死守‘瓷器必定昂贵’的看法，万历年间海运大开，西洋瓷器涌入，他仍不肯转售本土瓷器，最终破产。《史记·货殖列传》说‘物价贵到极点就会下跌，贱到极点就会上涨’，这不仅是价格的变化，更是事物终始的规律。如今如果见到某货物尚处‘幼苗期’（初入市场），应当像栽种枣苗一样：先稳固渠道（就像陶朱公说‘务必保证货物完好，不使资金停滞’），再等待时机变化。去年我见岭南新出现‘番椒’（辣椒），知道其味道辛辣必定风行天下，已派人收购种子育苗，等后年推广种植，这就是‘见微知着，根据终局来端正开始’。”
第三章 赵老论史鉴：以兴亡之果，明更化之要
“诸位谈农事、论商道，应当贯通古今变化。从前秦孝公时，商鞅见‘周王室衰微，诸侯以武力相争’，知道‘强国必定需要变法’是必然结果，于是制定‘垦草令’：废除井田制如同‘天雷无妄’卦破除旧制，开垦阡陌如同‘地风升’卦建立新基。当时甘龙、杜挚进谏‘效法古法没有过错’，商鞅说‘治理天下不必遵循一种方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人’——这不仅是预知结果，更明白过程中‘变革’的必要。到孝公二十四年，秦地‘家家富足，百姓勇于为国作战’，这是调整变革的利益。
“如果不调整变革，看南宋嘉定年间，韩侂胄知道‘金朝势力日渐衰落，北伐可以图谋’，但兵器甲胄未修整，粮饷未备足，仓促出兵导致‘开禧北伐’失败。更有明末崇祯皇帝，明知‘流寇四起，边患日益严重’，却忌讳招抚李自成，怀疑诛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最终导致甲申之变（1644年明朝灭亡）。《尚书》说‘上天的视听说白了就是百姓的视听说’，民心就是‘必然结果的因’，不调整就像朽木遇到狂风，虽然知道必定会倒却不加固，只留下‘景山之叹’（崇祯在景山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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