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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办份手抄报吧？”某个晚自习后的冬夜，我们蹲在宿舍楼下的煤堆旁，呵着白气商量。北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她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鼻尖冻得通红，忽然拍手说：“叫《蓓草》吧，咱们这些在函大读书的，不就像墙角偷偷长的草芽子？没人大惊小怪，可自己知道在使劲往上冒呢。”我望着她眼里跳动的光，忽然觉得那光比煤炉里的火星还要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撕开背面当草稿纸，她抢过我的铅笔，一笔一划写下“《蓓草报》创刊计划”，字迹被冻得有些发颤，却透着股不肯服软的劲儿。
第一期《蓓草报》是在食堂的案板上拼出来的。那时食堂下午五点就收摊，我们得等大师傅锁门前溜进去，借着昏黄的灯泡赶工。丁莉莉负责插画，她的画稿上，迎春花能看出用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蜡笔——都是从隔壁小学的孩子那里讨来的，粉色的笔芯已经短得捏不住，她就用橡皮缠着继续画。我写的创刊词被她改得只剩三行，最后那句“让文字像草籽一样，落在任何地方都能生根”，是她蘸着米汤写在报头旁边的，说这样能让字迹更牢些。
那天食堂大师傅来锁门，举着马灯照我们满手的油墨，骂了句“疯丫头”，却转身从蒸笼里摸出两个热馒头塞给我们。丁莉莉咬着馒头，墨水沾在嘴角也没察觉，只顾着数报纸的版数：“第一版发诗歌，第二版放散文，第三版留着登读者来信……”蒸汽在她睫毛上凝成水珠，像落了层细雪，我忽然觉得，这简陋的食堂案板上，正生长着比任何课本都珍贵的东西。
报纸印出来那天，我们抱着一摞纸在校园里转悠，心里既紧张又骄傲。有个头发花白的老教师接过报纸，戴着老花镜读了半天，说：“这‘蒲公英是天空的邮差’写得好，比我教过的那些学生有灵气。”丁莉莉的脸一下子红了，拉着我就跑，跑到操场边的杨树下才停下，两个人抱着笑作一团，树叶子落了满身也没在意。后来才知道，那位老教师是退休的中文系教授，后来每期都给《蓓草报》写稿，笔名就叫“老草”。
《蓓草报》渐渐有了固定的读者。每周三下午，宿舍门口总会排起长队，有工厂里的夜班工人，下班来不及换工装就跑过来；有街道上的退休教师，拄着拐杖来要报纸，说要带给住院的老伴儿看；还有个修自行车的大爷，每期都来要两份，说一份自己看，一份寄给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让他知道，家里也有懂文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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