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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至诚沉声道：“《田中奏折》作为一个系统的侵略纲领，是否真实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
坐在蔡智堪和王家桢之间的那个中年人再度发声：“在日本，有人说是铃木贞。森络自称‘本人帝国主义者’的政治家，他委托参谋本部作战科参谋铃木贞一写一份关于满蒙政策的秘密报告。”
“请大家注意，否认田中奏折的真实性并不是说那篇东西是谁伪造的，而只是说那篇东西不是田中义一写的。”王至诚目光坚定，“那篇东西的确出自日本人之手。出自哪个日本人的手，不需考证。需要考证的奏折是否存在。”
张学良忍不住插嘴：“两位当事人都在这里，你们说说看。”
王家桢作为张学良处理对日外交事务和收集日本政情的得力助手，平静地说：“《田中奏折》是我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因为原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很多，读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所以翻译出来后，将意义不明了或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文件。”
蔡智堪接着补充：“是的，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每次相距两个星期左右，只记得都是来自中国的函件。”
王至诚心中暗想：“当初在东京东北大学附近一邮政打工时，还是用一张烧饼寄出了第一部分。”忽然，他意识到，刚才王家桢提到的从‘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处取得的，难道是邮寄的？
蔡智堪却解释道：“将抄件封于新皮箱内，亲自携往奉天，在沈阳小西关西边的王家桢家中亲自交与他，让他转交给张学良。”
面对两位参与者陈述的矛盾，王至诚感到更加扑朔迷离。他正欲与大家交流，却发现蔡智堪和王家桢之间的那个中年人已不见踪影。
此时，王至诚的脑海中浮现出前年来奉的火车上，以及后来在杨宇霆家中见到的那个日本方士。心中一震，他站起身来，大声说道：“真的难以想象，日本特务竟然潜入了东北大学！无论那奏章出自谁手，是否有最原始的凭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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