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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后，试图恢复唐朝户籍制度。他下诏“复唐旧制，令诸州府造户籍，委户部详定”，并任命唐代旧臣豆卢革为户部尚书，主持户籍重建。豆卢革参照唐《开元令》，制定“计丁征赋”之法，要求“每丁岁输绢二匹，绵三两”，但沙陀贵族对汉制的抵触使其难以推行。天成二年（927年），枢密使安重诲以“边军缺饷”为由，绕过户部直接下令“诸州括民财以赡军”，将已登记的户籍数据弃之不顾，导致“民不堪命，号哭于路”。更讽刺的是，后唐为安置归附的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设立“蕃汉杂户”户籍，却因民族矛盾激化，这些户籍反而成为叛乱的导火索。
（3）后晋：石敬瑭割地后的户籍割裂
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为称帝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导致中原王朝首次失去北方屏障。燕云地区本是唐朝户籍管理最完善的区域之一，契丹接管后，将汉民户籍并入“头下军州”制度，与契丹部落户籍并行，形成“一国两制”的户籍体系。而中原地区，后晋为讨好契丹，每年输送“岁币三十万”，不得不加重赋税，户部奏请“按户籍增税，每亩加耗三斗”，引发大规模逃户。开运二年（945年），户部统计户籍时竟发现， pared to后唐时期，河南道户籍人口减少近四成，“郡县城郭，多为丘墟，乡村井邑，悉化榛莽”。
（4）后汉：暴政下的户籍崩坏
后汉政权仅存四年（947-951年），却以暴政闻名。隐帝刘承佑听信权臣苏逢吉之言，推行“括民青苗钱”，无论有无土地，按户籍丁口强行摊派赋税，甚至出现“民有畜产，按籍征之，名为‘率户’”的苛政。乾佑二年（949年），苏逢吉为镇压李守贞叛乱，下令“诸州府户口，凡有藏匿奸盗者，邻保连坐”，将户籍管理异化为恐怖统治工具。这种极端政策导致“百姓逃亡，十室九空”，连首都汴梁周边都出现“户口减半”的惨状，后汉灭亡时，中央掌握的户籍已不足百万户，仅为盛唐的十分之一。
（5）后周：世宗改革与户籍重建的曙光
后周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即位后，痛感“户籍紊乱，赋役不均”，发起五代最系统的户籍改革。显德二年（955年），他颁布《均田图》，派大臣34人分赴诸州“均定田租”，要求“据户籍查勘田亩，不得欺隐”。这次清查发现大量“隐户”——仅开封府就查出“无籍户万余家”，遂将其编入民籍，按田亩征税。更重要的是，柴荣下令重建户籍档案，规定“诸州每年造户帐，送户部汇总”，并设立“户帖”制度，每户发放凭证，登记人口、土地、资产，这成为宋朝“户帖制”的雏形。尽管改革因柴荣病逝而中断，但其确立的“以田定籍”原则，为北宋户籍制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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