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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廷还通过法律细化驱口的归属与转移。《大元通制》规定：“驱口身故，其妻子并听本主使唤”，“驱口男女婚姻，皆由主家匹配”，甚至“驱口首告主家非理打死，官府不受理”。这些条款将驱口完全视为主人的财产，剥夺其基本人身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对驱口的管理并非完全放任，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曾下诏：“诸王、公主、驸马、勋臣及诸投下，不得擅招民户为驱口”，试图限制贵族私自扩充私属人口，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蒙古勋贵势力强大，禁令效果有限。
二、驱口的法律身份与户籍管理：制度性的阶级割裂
（一）法律层面的“非人化”定位
在元朝法律体系中，驱口与自由民（“良人”）的身份鸿沟被明确界定。《元典章》“杀伤驱口”条规定：“良人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驱口杀良人，处死”，刑罚轻重差异悬殊，显示驱口的法律地位近似于“物”而非“人”。更甚者，主人对驱口有“生杀予夺”之权：“诸主因怒，辄以铁骨朵、杖刃杀其驱口，及亏其肢体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即便是谋杀驱口，主人仅受杖刑与罚金，与杀害良人的死刑形成鲜明对比。
驱口的身份还具有世袭性。《通制条格》规定：“驱口所生子女，曰‘家生驱口’，永为奴婢”，其后代无法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身份，形成固定的奴隶阶层。这种世袭制与唐宋时期“部曲”可通过放免转为良民的制度截然不同，使阶级固化程度更深。此外，驱口被严禁参加科举考试，《元史·选举志》明确规定“娼优、驱口之家，不得应举”，从制度上断绝了其向上流动的可能。
（二）户籍体系中的附属性结构
元朝户籍制度实行“诸色户计”，将全国人口按职业、民族等分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等，而驱口户籍则独立于这一体系之外，形成“附籍”制度。具体而言，主人户籍称为“正户”，驱口以“驱丁”名义登记于正户之下，如《元典章》记载某蒙古贵族户籍：“正户孛儿只斤氏，驱丁一百二十口，内家生驱口九十，俘获驱口三十”。这种附籍方式导致驱口不承担国家赋役，其劳动产出全部归主人所有，而国家赋税则主要由自由民户承担，形成“主户获利、国家失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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