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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七章迷人年味(第1/2页)
1998年的春节来得悄无声息，我在除夕夜里听见了几声零星的炮竹声。我想起了以前马伏山除夕夜的热闹场景。眼前浮现出马伏山的雪景，白皑皑的一片，沉沉地压住大团堡山顶。记忆里的年三十，总能看见处于山腰的旧居屋顶覆着一层薄雪，烟囱里冒出的炊烟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随着青烟升起的那一刻，青瓦上的薄雪便渐渐消失。大哥会站在堂屋门口喊我们：“兄弟们，掰手腕了！”我、大哥、二哥、三哥、老幺围在八仙桌旁，袖口撸得高高的，木桌被胳膊肘撞得“咚咚”响。母亲端着瓜子花生从厨房出来，笑着骂大哥：“多大年纪了还疯闹，小心把桌子掀了。”父亲坐在太师椅上抽着旱烟，眼睛里满是笑意，看着我们五个兄弟争得面红耳赤，连老幺那个毛头小子都敢跟大哥叫板。
那时候多热闹啊。父亲是土秀才，是敢于辞掉县城铁饭碗回乡种地的文化人，他写得一手好字，每年的春联都是他挥毫泼墨。大哥是马伏山村的暴发户，是打衣服和经商的一把好手，也是山里第一户买电视机看春晚的人家。二哥在村里承包理发，经商，开加工坊，做鞭炮，做什么都学得快，手脚麻利，是家里挣钱的顶梁柱；三哥在汉城郊外居住，三个孩子读书让他的日子过得很辛劳，他总是埋怨父亲把他送养远房亲戚家。我刚师范毕业，在中学教书。也算是家里唯一吃国家粮食的读书人；老幺还是个半大孩子，整天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转。可这五年，一切都变了。我定了《勤工俭学合同》，去广州打工，去年暑假才返回学校上班。老幺参军入伍，考军校未成便无赖地退伍，在我的运作下进入广东东莞一家绣花厂打工，做管理员。大哥突发脑结核走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除夕，再也回不去了。
朱玲靠在床头，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想家了？”我低头吃着汤圆，喉咙像是被堵住了，说不出话来。我又想起老家过节的情景：父母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面前摆着几道菜，二哥坐在旁边，桌上的酒杯空着三个。想象中的父母头发又白了些，母亲的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掉落在碗里，咸涩的味道蔓延开来。
正月初，我带着她踏上了回马伏山的路。终于看到了马伏山那熟悉的地方，远处的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弥漫着柴火和炮竹的味道。二哥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他穿着一件深绿色的翻毛军棉袄，身形比去年消瘦了些。“你们回来了。”他接过我手里的行李，声音有些沙哑。
回到家，父母早已在门口等候。母亲一把拉住朱玲的手，上下打量着我：“瘦了，在外面冷着了吧。”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但我能看到他眼眶红了。朱玲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妈妈”，叫得是那么亲切与自然。母亲连忙应着，拉着她的手往屋里走：“来，进屋烤火，走山路累坏了吧。”
屋里烧着焦炭火，那是我从学校分配的两百斤焦炭中节约的一部分带回家，供过年用。屋里暖意融融。桌上摆着花生、瓜子和糖果，还有自家树上长的核桃，都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母亲给我们端来热腾腾的绿茶，二哥坐在一旁说：“老三明天上来，平儿也将从外婆家回来，明天我们一起去姚家坝祭祖。”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些沉重。大哥走后，祭祖的担子就落在了二哥身上，可今年他却说要让我来担责。我知道，在马伏山人的心里，祭祖是天大的事，是家族传承的象征，也是一个家族显山露水的大好机会。
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在广州打工赚了些钱，比一般人家过得殷实，还娶了县城里的姑娘做妻子。每次回来，总有人在背后议论：“当初好好的老师不当，跑去打工，现在倒是混出来了个名堂，又做回老师了。”“听说他妻子是城里人，是清流的老师，长得可乖了。”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打工赚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在有些人眼里，却成了炫耀的资本。
第二天，三哥带着儿子来了。大侄儿平儿也从外婆家回来了，已经长成大小伙子，见到我就喊“四叔”。三哥比去年胖了些，脸上带着城边人的精明：“老四，你可算回来了，今年祭祖就看你了。”我笑着说：“三哥，我哪里懂这些，还是二哥牵头吧。”二哥摆了摆手：“你是我们兄弟里文化最高的，又是在外见过世面的，大哥走后，你牵头最合适。”我看着二哥和三哥期盼的眼神，只好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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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准备祭品。母亲蒸了糯米粑粑，做了腊肉、香肠，我们把准备好的香烛、纸钱和一大堆鞭炮背上。平儿跟着我们忙前忙后，兴奋地问：“四叔，姚家坝的祖坟真的有那么灵吗？”我摸了摸他的头，说：“心诚则灵。这都是前传后教，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其实我心里一直对风水之说半信半疑，可想起当年那棵野蒿树，又有些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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