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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去见孙德江。”陆辰替他完成了句子，“当年坠江失踪的那个毒贩。废品收购站老板赵大富——2019年因肺癌去世——在临终前留了一份证言。他说1998年4月8日下午四点左右，看见‘穿警服的人’和‘一个瘦高个’在收购站后门说话，大概二十分钟。他把证言锁在了307档案柜。”
陆辰顿了顿：
“周倩死前一周，刚把这份证言复印出来。”
“轰——”
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坍塌了。
吴天宏整个人瘫在椅子上。不是放松的瘫软，而是崩溃式的坍塌——脊椎失去了支撑的力气，肩膀垮下去，头向前垂，双手从桌面滑落，悬在身体两侧微微晃动。他捂住脸，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肩膀开始剧烈颤抖。压抑的、从胸腔深处挤出来的呜咽声，从指缝间漏出来，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陆辰没有动。他甚至没有调整坐姿，只是静静地看着，等待着。
观察室里，张勇站了起来，手按在通话键上，指节发白。陈涛按住他的手，摇了摇头，用口型说：“再等等。”
五分钟。整整五分钟，吴天宏维持着那个姿势，只有颤抖的肩膀和压抑的哽咽证明他还活着。
然后，他慢慢放下手。
脸上全是泪水和汗水混合的液体，眼睛红肿，血丝密布，但眼神却异常清醒——一种破釜沉舟的、彻底放弃伪装的清醒。
“赵建国……”他开口，声音破碎得像被车轮碾过的玻璃，“不是我杀的。”
陆辰安静地等待。
“但我知道是谁。”吴天宏抬起头，更多的泪水从眼眶涌出，但他不再试图掩饰，“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必须死。”
他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又深又长，仿佛要把审讯室里所有的氧气都吸进肺里，攒足接下来二十年都没能说出口的话：
“三号码头那批货，根本不是普通的毒品交易。那是……洗钱。用毒品交易做掩护，把海外资金洗进国内。牵线的人……在系统内部。”
“谁？”陆辰问，声音平稳得可怕。
吴天宏的嘴唇哆嗦着，上下牙床碰撞发出轻微的“咯咯”声。他张开嘴，又闭上，再张开，终于吐出一个名字。
观察室里，张勇猛地睁大眼睛，身体僵住了。
那是现任市局副局长，分管经侦和禁毒工作的王振东。
“赵建国发现了。”吴天宏继续说，语速越来越快，像决堤的洪水，“行动前一周，他半夜来我家，说有可靠线报称这次行动会出事。我让他别管，说上面有部署，但他太倔……他私下查了那几个月境外汇入的资金流向，查到了三个空壳公司，顺藤摸瓜……”他哽住了，吞咽了一口唾沫，“摸到了王振东的小舅子开的一家进出口公司。”
“所以赵建国必须死。”陆辰说，不是疑问，是陈述。
“行动那晚……”吴天宏闭上眼睛，眼皮在剧烈颤抖，“我在掩护点A，看见对面货堆后面有人影晃了一下。我以为是漏网的毒贩，举枪瞄准……但那个人先开枪了。子弹擦着我左耳飞过去，打在水泥墩上，溅起的碎片划伤了我的脸。”
他用颤抖的手摸了摸左脸颊——那里确实有一道淡化的疤痕。
“我下意识还击……连开两枪。然后冲过去……”他睁开眼睛，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倒在血泊里的是赵建国。而他身后……王振东站在那里，手里的枪口还在冒烟。”
审讯室里的温度仿佛又降了几度。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老吴，你开的枪。’”吴天宏的声音轻得像耳语，“我说不是，他说弹道会显示子弹来自我的方向，痕检会证明我在现场跪着开过枪。他说如果我说出去，死的不止我一个——老刘，我老婆，我刚上高中的儿子……一个都活不了。”
他惨笑，那个笑容扭曲得令人心酸：
“他还说，赵建国私下调查领导，本来就违反纪律。他的死，可以算因公殉职，抚恤金加倍。如果闹大了……什么都没了。”
“所以你选择了沉默。”陆辰说。
“我沉默……”吴天宏仰起头，看着天花板上刺眼的日光灯，“我沉默到老刘重伤住院，沉默到2007年你父亲陆建国‘意外’坠楼——那也不是意外，对吧？沉默到周倩……”他的声音彻底哽住，过了好几秒才挤出来，“那孩子不该查这些的……我暗示过她，警告过她……但她太像年轻时的赵建国了……一样的倔，一样的相信黑白分明……”
他忽然伸出手，抓住陆辰的胳膊。力道大得惊人，指甲几乎掐进肉里：
“孙德海不能死！他知道王振东和境外洗钱网络的所有往来账目！周倩把证据备份给了他！在……在医院！”
就在这时，审讯室的门被猛地撞开。
门板撞在墙壁缓冲器上，发出沉闷的砰响。刚才那个年轻民警又冲了进来，这次他的脸色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冷汗：
“陆顾问！医院……医院刚来的电话！孙德海……孙德海死了！五分钟前，护士查房发现的……说是胰岛素注射过量，但、但他根本没有糖尿病史——”
陆辰猛地站起身，椅子腿与地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
吴天宏的手还僵在半空，保持着抓住陆辰胳膊的姿势。他脸上的表情凝固了——不是震惊，不是恐惧，而是一种更深层的、近乎荒诞的空白。最后一点血色从他脸上褪去，嘴唇变得青紫，张着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是愣愣地看着陆辰，像一尊突然被抽走灵魂的蜡像。
陆辰看了他一眼。那眼神复杂得难以解读——有愤怒，有悲哀，有一闪而过的怜悯，但最终都沉淀成某种冰冷的、坚硬的决绝。
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点头，只是用力抽回手臂，转身大步走向门口。
脚步声在空旷的走廊里急促远去，每一步都踏在紧绷的鼓面上，回声在金属门框和水泥墙壁之间撞击。
审讯室里，吴天宏缓缓放下僵在半空的手。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空空如也的、还在微微颤抖的掌心，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笑了。
一个无声的、嘴角只扯动了一毫米的、比哭还要难看到极致的笑。
监控屏幕上，所有生理参数都在回落——心率从峰值的一百三十四慢慢降到九十八，血压回到一百三十、八十八，皮肤电导率的波形趋于平缓。
但他的眼神，那双曾经锐利如鹰、如今却浑浊如潭的眼睛里，最后一点光亮彻底熄灭了。
仿佛在刚才那短短的几分钟里，他亲手掏空了自己二十年来赖以生存的一切——秘密、愧疚、侥幸、自欺欺人，以及最后残存的一丝“也许还能挽回”的希望。
墙上的电子时钟跳了一个数字。
23:19。
距离法律规定的连续审讯满十二小时、必须保证休息时间，还有四十一分钟。
但对他来说，时间已经不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
或者说，早在二十年前的那个凌晨，在三号码头弥漫的江雾和血腥味里，一切就已经结束了。
他只不过，苟延残喘到今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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